因为温州人多地少 无法从事农业 只能转向商业求出路 ———创业，温州人自谋出路解决温饱。民生大于天，支持群众首创，勤劳致富催生市场经济萌芽 温州民间的自发创业，实为环境所迫。 “七山二水一分田”，浙江超过1/3欠发达乡镇在温州。 经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段民生艰难的岁月，温州人躁动了。
“为了有口饭吃，几乎家家都在搞经济。”曾任温州市体改委主任、温州大学城市学院教授马津龙回忆。温州人被“逼”走南闯北，“千辛万苦来创业、千方百计搞经营、千家万户搞生产、千山万水找市场”，是艰难创业的真实写照。 当裁缝、做皮鞋、搞运输……1982年，温州出现创业小高潮，当地个体工商企业超过10万，约占全国总数的1/10；30万经销员奔波于各地，成为让国营企业头疼不已的“蝗虫大军”。
1981年，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了电器大王胡金林、矿灯大王程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胶木大王陈银松、旧货大王王迈仟、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翻砂大王吴师濂八个创业能手，以及大小电器作坊300余个。“电器大王”胡金林，年营业额达到120万元，当时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只有60元！ 有人眼红了：“赚钱这么多，肯定是资本主义！” 寒流骤然来袭——— 1982年初，上级发出“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要以“投机倒把罪”抓捕一批人。
“八大王”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 30多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柳市镇。在被约谈的第二天清早，胡金林主动找到工作组，带去6万元，算是补缴了17个月的税款，以为“这样总可以过关了”。 但两个多月后，胡金林遭到通缉，罪名是“严重扰乱经济秩序”。一时间“八大王”要么被捕入狱，要么逃离家乡。
“八大王”被专了政，温州人都丢了魂。人人自危、工厂关门。柳市当年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了7000万元，温州市工业1980年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为-1。7%！ 此时，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却懵了———按理说，资本主义歪风被重拳刹住了，社会主义经济理应迅猛增长，但统计出来的数据为何如此出人意料？ 带着疑惑，袁芳烈到很多地方调研。
看到温州几乎成为死城，袁芳烈陷入困惑：这一切真是对的吗？如果是对的，为什么民众都不拥护？ “八大王”抓错了！袁芳烈意识到。但应该怎么办？ “民生大于天。百姓创业没有错，不能再把人民往穷困的道路上推！再说，中央并没有改变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也没有宣布所有个体经营属于非法。
改革开放的主流没有变！” 1982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农村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会议提出：专业户、重点户是农村生产力的先进代表，应当给予鼓励与支持，并出台“五个允许”、“五个支持”的政策。 关闭的作坊陆续开张，温州逐渐恢复了生气。
1983年，温州形成了纽扣市场等十大商品产销基地和专业市场。 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搞活流通———民间创业行为得到肯定。 温州人的激情再度喷发，以家庭企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1985年，《解放日报》头版刊登报道———《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温州模式”首次见诸报端。
“创业是人对自身发展的渴望。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温州充分尊重了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把它发挥出来。”马津龙认为，“这是温州的制度创新，先于全国一步。” 实际上，温州的创业环境不仅是被“逼”出来的，也是“放”出来的。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面对外界的批评，温州市政府实事求是，甚至召集了学者开会商量如何保护创业热情。
于是有了“股份合作”(集体)这一新生事物。1982年，温州首家股份合作企业苍南毛纺厂成立。中小企业相继注册为股份合作制，带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 当时国家尚未颁布相关条例和法规，温州的举动备受关注。但务实的温州人说，“我们在外部争论中出名，在内部不争论中发展”。
1989年至1991年，中南海派人三下温州，对温州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调查，认定“温州模式”不是资本主义模式。 “如果没有当年政府正视民间的创业呼声，顶住各方巨大压力，哪有今天的繁荣！”不少温州人感叹。 创业上先人一步，温州开始了由贫穷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
从“严”到“松”创业需要服务与引导 ———每一寸土地都有铜板在跳动，每一根发丝都有商业思维在跃动，政府的职能，就是创造环境，简化程序，效能服务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基本路线要坚持100年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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