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曾受中国的直接统治达千年之久(公元前111-公元939)，稍后虽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建国，却仍与中国维持一定的藩属关系，直到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后才正式划清与中国的关系。
在中国统治的期间，汉字被采用为正式的官方文字。稍后的藩属国期间民间发展出民族文字「字字喃」；十六世纪末也经由西欧传教士传入罗马字来书写越南语。虽然这二种文字很早就出现，汉字在当时仍被官方视为唯一正统的书面语。汉字的正统地位直到二十世纪才被打破；1945年以后由罗马字取而代之而成为当今越语唯一的书写系统。
所谓的「汉字文化圈」，[2]是指曾经或还在使用汉字的国家，诸如越南、韩国、日本、台湾和中国等。在这区域内，中国曾扮演主宰的角色，在政治、文化上对其他国家具支配的影响。
公元前111年，中国将越南纳入直接统治，直到十世纪越南才脱离中国而独立。公元前108年中国征服古朝鲜，设立「乐浪」、「真番」、「临屯」和「玄菟」四郡；直到四世纪，「高句丽」人攻占「乐浪」郡，朝鲜才脱离中国的统治。日本从先秦时代即有和中国接触的纪录，汉武帝更曾赐日本「汉委奴国王」金印；虽然日本未受中国直接统治，但是在汉朝和唐朝盛世的影响力下中国也变成日本学习模仿的对象。
汉字文化圈的国家除了政治上受中国支配外，另一个共同特色就是借用「汉字」、引进「儒家思想」和「科举制度」。他们在借用汉字后，均发觉汉字无法完整表达他们的语言；於是利用汉字做「训读」、「音读」或造新汉字来应付这个问题，甚至后来更慢慢发展出新的文字系统，譬如越南的「字字喃」(Chu Nom)、韩国的「谚文」(Hangul)、和日本的「假名」(Kana)。虽然他们的人民有发展出自己的文字系统，然而这些新文字在国内(本土封建朝廷)和国外(中国皇帝)之双重压迫下，均无法和正统的汉字相对抗。原因是在大中国的政治文化架构下，各国的封建王朝不得不接受汉字和其四书、五经等古典并将之列入科举制度。久而久之，那些精通汉字、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僚为维持本身的既得利益，也就附和汉字的正统地位并利用封建朝廷的力量来压制国内的非汉字发展。譬如，韩国「李朝」的集贤殿副提学「崔万里」(Choe Mal-li)於1444年上疏李朝「世宗」，反对推行谚文。他说：
我朝自祖宗以来 至诚事大 一遵华制 今当同文同轨之时 创作谚文 有该观听 傥曰谚文 皆本古字非新字也 则字形虽仿古之篆文 用音合字尽反於古 实无所据 若流中国 或有非议者 岂不有愧於事大慕华...自古九州之内 风土虽异 未有因方言而别为文字者 虽蒙古西夏女真日本西蕃之类 各有其字 是皆夷狄事耳无足道者 传曰用忧变夷 未闻变於夷者也 历代中国皆以我国箕子遗风 文物礼栾 比拟中华 今别作谚文 舍中国自同於夷狄 是所谓弃苏合之香而取螗螂之丸也 岂非文明之大累哉... (Lee 1957:4)
就语言文字学习效率的角度来说，汉字不但复杂、难学，[3]而且那些用「文言文」书写的古典经书更是难懂；於是造成古典经书的「解释权」掌握在精通汉字的文人手里。相形之下，打赤脚的工农阶级平常忙於耕作、劳动的时间都不够了，那有时间“十年寒窗”苦读汉字和经典。於是汉字文化圈在长期使用汉字的情况下，逐渐形成“掌握汉字的文人统治阶级”和“不懂汉字的被统治阶级”的对立。这种阶级对立的情形一直到十九世纪末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逐渐兴起后才开始有转变。
那些广大的劳动阶级为著纪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语言，而发展出「字字喃」、「谚文」和「假名」并在民间流传使用。这些文字虽然在大中国的政治、文化架构下不受重视，然而在二十世纪政治、文化、价值观改变后，用这些文字写的作品却得到后人的肯定。譬如，字字喃的「翘传」、谚文的「沈清传」及假名的「源氏物语」等。
在秦始皇吞并六国、统一中原之后，他又继续出兵征伐「岭南」，[1]并於公元前214年兼并岭南地区。秦帝国於公元前207年崩溃后，前秦将领「赵陀」趁机占领岭南并於公元前204年建立「南越国」并定都於「番禺」[2](张荣芳、黄淼章1995:56-68)。公元前111年中国汉朝的汉武帝出兵歼灭「南越国」，并在其地设「交趾部」，分为九郡。其中三郡「交趾」、「九真」和「日南」相当於现今「越南」之北部和中北部地区。从那时起越南第一次正式被纳入中国的版图；而在越南也将此历史称为第一次北属时期(陈重金1992:28)。[3]
公元939年，越南利用唐朝末年大乱之时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而独立；虽然是独立，但是越南仍必须定期向中国朝贡并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这藩属关系一直到十九世纪后半段法国侵略越南，才由法国取代中国的宗主国地位。(SarDesai 1992:19)
在越南独立、但称臣於中国的期间，越南也和中国一样建立起封建的社会制度。特别在李朝(公元1010-1225)和陈朝(1225-1428)时期，越南从中国引进各式政治、文物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和「儒家思想」来稳定朝代的封建基础。换一句话说，虽然越南不再受中国的直接统治，但是中国对越南仍有极大的影响。(SarDesai 1992:21)这也是为什麼越南已故近代的历史学者陈重金(Tran Trong Kim 1882-1953年)在他的名著《越南通史》[4]里感叹地说：
...不管大人小孩，谁去上学都只学中国历史，而不学本国史。诗赋文章也要取典于中国，对本国之事则是只字不提。国人把本国历史看成微不足道，论为知之无用。这也是由于自古以来自己没有国文，终生只借助于他人的语言、他人的文字而学，什麼事情都受人家感化，而自身无任何特色，形成像俗语所说 “嫌里媚外” 的那种状况...(陈重金1992:1-2)
公元1858年，法国利用传教士受迫害做藉口而向越南出兵。越南末代朝廷「阮朝」不敌法军，而於1862年割让南部「嘉定」、「边和」、和「定祥」三省给法国以求和。当然法国并不以此为满足，稍后并陆续侵占其他各省，终於於1885年完全征服越南。越南遭受法国袭击之时亦曾向中国求援，然当时之中国已病入膏肓，所派遣前来应战之军队并无法有力遏止法军之侵略。最后中法双方於1885年签定协议停战的「天津条约」。在条约中，中国正式放弃对越南之宗主国地位并承认越南改由法国保护(陈重金1992:406)。从此越南受法国的直接统治，直到1945年胡志明利用二次大战刚结束之国际局势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情势才开始改变。
在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之后，法国及各国政府并未马上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合法性，法国甚至起兵镇压独立运动者。为求建国，越南人民也兴起10年的抗法独立战争，直到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s)才确立越南独立的合法性；然而在欧、美、苏联及中国的介入下，越南随即被一分为二，也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南越」和「北越」。南北分裂之局面持续到1975年，当美军从越南撤退且南越首都「西贡」沦陷於越共手里，才由越南共产党一统南北。南北越於1976年正式合并，改国号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定都於「河内」；此统一局面一直维持到现今仍不变。
越南的传统书写系统是以汉字书写的文言文为正统地位。之后民间虽有「字字喃」(Chu Nom)出现，但均未能成功挑战并取代汉字的地位。
汉字在越南的使用大约开始於赵佗的「南越国」时期(Nguyen 1999:2)。在中国直接统治的时期也一直延用汉字为书写系统。即使在十世纪越南独立后，由於越南封建朝廷大力推广「儒学」[1](Nho hoc)与建立「科举制度」，[2]使得汉字的正统地位在二十世纪前牢不可破。汉字在越南也叫做「字儒」(Chu Nho)，[3]意思是儒家所用的文字。一般来说，汉字用於行政、教育(科举)、学术著述、和古典文学之创作。(Nguyen 1999:3-4)
越南在借用汉字后，发觉汉字无法完整表达越南的日常用语，於是民间慢慢发展出具越南特色的字字喃。所谓的「字字喃」是指南方(相对於中国)的文字的意思；因为缺乏标准化，它也可以写作「字宁喃」或「字字 字南」等。据推测，字字喃大概是从十世纪越南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后才开始发展出来。(DeFrancis 1977:21)早期的字字喃主要做为汉字的辅助工具，用在记录地名、人名及地方特产等。(Nguyen 1999:2)在累积数百年使用的经验后，在十三世纪才有一些字字喃的文学作品出现，[4]而於十六至十八世纪达到高潮。[5]字字喃的使用者大致为平民、落魄文人、僧侣、及少数具强烈民族意识的精英。概括来说，字字喃主要用在纪录民间口传文学、创作纯越语文学、翻译佛经、及替汉字作注解。(Nguyen 1999)
字字喃的发展就如同台湾「歌仔册」里头台语汉字的发展是一样的，都是建立在既有的汉字基础上作调整。基本上，字字喃的发展在早期是以汉字借音为主，后期则模仿汉字的「形声」造字原则来造字字喃。[6]譬如汉语里头的「孩子」在越语里讲做/kon/；/kon/在早期的字字喃(譬如在「黎朝」时期)写做「昆」(「汉越音」读作/kon/)，后来(「阮朝」时期)又写做「子昆」，由「子」(表示孩子)及「昆」(表音)来构成。由於字字喃没有得到当权的汉字既得利益者的支持，也没有经由完整规划、而是随个人所好而恣意创造出来的，再加上汉字本身做为文字基础的缺点，[7]致使它呈现相当混乱的文字使用现象。这现象就如同当前台湾的台语文书写一样，文字的使用并未达成相当的标准化。
虽然字字喃在越南很早就出现了、而且又是越南人自造的“土产”，然而它却没有办法取代汉字或与汉字并驾齐驱，这主要的原因为：
第一，受中国价值观之影响。因为汉字在中国被视为唯一的正统文字，而越南又把中国奉为宗主国，致使越南各朝代均把汉字奉为圭臬、不敢对之不敬。唯一少数欲推行字字喃的例子为Ho Quy Li (胡季犛1400-1407)及Quang Trung (光中1788-1792)等，然而他们在位期间甚短，致使对字字喃的发展影响有限。其中Ho Quy Li因大力推行字字喃，因而在中国明朝入侵越南时被押回囚禁在北京。
第二，受科举制度之束缚。由於各朝代均将汉字列为正统、并列在科举考试之内，致使想当官的文人不得不学汉字、背诵四书五经等。一但这些人考试入取、功成名就后，当然就继续拥护汉字的正统地位，因为这样才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相形之下，那些没入取、略懂汉字的文人因生活周遭与劳苦大众接触，为了反应实际需要，就倾向於使用字字喃。
第三，字字喃受先天文字限制。字字喃主要是按形声方式，结合二个汉字(一个表音、一个表意)来造成一个新字。由於汉字本身有很多缺点，字字喃当然也一一继承了，甚至衍生出比汉字更多的问题。譬如，汉语的「字」 在字字喃里写做 「字字」，「年轻」写成「 」。「 」一字在越语里发音/tre/；「 」里头的「 」(汉越音/le/)用来“暗示” 的发音，「小」用来隐喻年轻的意思。由此可知字字喃其实是比汉字更复杂、难学的。一般来说，要懂字字喃，必须要先会读汉字才行。由於字字喃的复杂及未标准化，使得字字喃在推行上困难重重。
越南的书写文字一直到十七世纪，纪录「音素」(phoneme)的罗马字的出现才有重大的转折。虽然罗马字在那时已出现，却要等到二十世纪才有力量完全取代汉字的地位。
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时候，欧洲传教士逐渐到越南来传教。传教士们为了容易学好越语并与当地越南人沟通，於是利用欧洲人熟悉的罗马字来替越南语设计一套新的书写系统。[1]和多数的文字发展历史一样，[2]越南罗马字的发展并不是由一人於一天之内发明出来的，而是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由一群人共同累积经验而“约定俗成”起来的。[3]在经历各传教士的努力下，第一本越南罗马字的词典「越南、葡萄牙、拉丁语三语对照词典」[4]於1651年由法籍传教士「得路」[5]出版。(Do 1972)「得路」和其「越葡拉」辞典对越南罗马字的贡献就如同「麦都思」[6]和他於1837年所出版之「福建方言字典」[7]对台湾教会「白话字」[8]的奠基性贡献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扮演集大成、并将付诸出版的第一人。「得路」的罗马字拼字系统在历经不同时期的稍微修改后，成为当今越南人普遍使用的「国语字」。
在十九世纪后半段之前，越南罗马字主要只在教会之中流传。随著法国殖民者的到来，罗马字才逐渐提升地位与普遍被使用。(Vien Van Hoc 1961:21-22)譬如，法国殖民者将罗马字列入学校课程，[9]而且於1865年在越南南部由当时的官方发行第一份罗马字报纸「Gia Dinh Bao」(嘉定报)；越南罗马字也从这时起叫做「Chu Quoc Ngu」(国语字)。(Vien Van Hoc 1961:22)「嘉定报」就如同台湾1885年出版的第一份罗马字报纸「Tai-oan-hu-sia Kau-hoe-po」[10]一样，具带头普遍罗马字之贡献。另一个例子是，南部总督於1882年签定一份规定所有越南语的公文必须用罗马字的议定(Vien Van Hoc 1961:22-23)。
法国之所以推动越南罗马字，主要有以下之原因：
第一，法国殖民者认定汉字是法国人与越南人之间的障碍。由於越南长期奉中国为宗主国、并透过汉字学习中国文化与价值观，如果让越南人继续使用汉字无疑是让越南保持与中国的亲密关系。为让越南断绝与中国的关系、并改为亲近法国，势必要用罗马字取代汉字。[11]
第二，罗马字是让越南人从越语过渡到法语的重要媒介。法国殖民者认为当越南人掌握著越南罗马字后就容易进一步学习法语、最后并完全转换到使用法语。所以推行罗马字是推行法语的重要手段之一。(DeFrancis 1977:131-134)
总之，法国殖民者在越南罗马字成功取代汉字这一事件上扮演著「催化」的角色。虽然殖民者的初衷是要利用罗马字来推行法语，却无形中营造越南罗马字初期成长的空间。
虽然在法国殖民者的推动下，越南罗马字在十九世纪后期有比以前较普遍，然而它的推行成效仍然相当有限。(DeFrancis 1977:69)罗马字的推行要在二十世纪初透过越南本土的民族主义者的鼓吹后才有显著的进展。(DeFrancis 1977:159)原因是：在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气氛下，使用外来的罗马字被视为是趋附外来殖民政权的行为。然而当越南民族主义者感受到罗马字简单、好学、是教育民众的好工具时，他们已把罗马字本土化成为对抗外来统治的利器。
鼓吹罗马字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性团体首推「东京义塾」的成员。[12]「东京义塾」在越南所扮演的角色就如同二十年代台湾的「文化协会」一样；两者的差别在「文化协会」并不注重罗马字、只倡导汉字白话文。这差别也注定了罗马字在台湾和越南有截然不同的发展命运。
「东京义塾」的成员主要是一些留学日本的越南知识份子。他们於1907年在「河内」设立「东京义塾」学校，用来传授西方思想与科学新知等。他们认为要达成启发民智的目的，非得透过越南罗马字不可。所以他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普及罗马字；透过罗马字来教育民众、让大众有知识，以对抗法国殖民统治。「东京义塾」虽然成立只有短短一年，旋即被法国殖民者强制关闭，然而他们的主张在知识份子中却广为受到认同与支持。之后，「推广罗马字」逐渐成为越南民族主义者中的普遍主张与推动要点，并兴起一股兴学、办罗马字报的风潮。(Vuong & Vu 1980:20-32)据估计，至1930年，全越南共有75种罗马字报纸。(Hannas 1997:86)
虽然罗马字在民族主义者的推行下有显著的成就，然而并不代表罗马字已完全取代汉字和法文。罗马字的地位在1945年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后才进一步提升为国家唯一正式书写文字的地位。胡志明於1945年9月2日宣布越南独立并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后，於9月8日又随即公布政府全面推行罗马字教育。他於该年十月份又发表一份呼吁全国同胞共同扫除文盲的公开信，在信中他说：
咱越南的头家啊！
以前法国外来统治者统治我们的时候，他们实行愚民政策、限制我们办学校、不让我们识字，以剥削我们。
我们不识字的人口占全国95%，可以说差不多全国都是青瞑牛(文盲)，我们如何能进步呢？
咱现在已获得独立的胜利。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准是咱目前要紧的工作之一。咱政府已经颁布全国人民要在一年内学会国语字(罗马字)的政策。咱已经成立平民教育署，协助人民学习。
咱越南的头家啊！
我们要把独立的根基立稳。咱要追求国富民强。我们必须让每一个越南头家知道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有新的知识才有办法参与建设祖国的事业，而这也是为什麼要先学会国语字的原因...(Ho 1994:64-65)
据估计，1945年全国识字人数大约为20%；在全面推行罗马字后，在1953年已提升到70%。(DeFrancis 1977:240) 综观越南从汉字与字字喃成功转换成罗马字，可以归因於「外在」与「内在」二大因素：
外在因素是指越南在长期受中国及法国殖民统治之下，试图利用越南罗马字做为文化独立的基础、以进一步保障民族政治之独立。在二次大战当中，越南面对法国、日本、英国、美国及中国等之既斗争又联合的局势，[13]不得不思考为民族独立铺路之方法。在四十年代，日军为侵略中国而进军越南，打算以越南做为攻击中国西南地区的根据地。对中国来说，遣军进入越南以扫除日军根据地是有需要的。然而当时仍控制越南的法国当局却对中国怀有疑虑，深怕中国军队一入越南将使越南重回中国之手里。对越南的领导人来说，如何利用各国的矛盾让越南获得独立乃是当务之急。胡志明对中国当然相当了解，他也怕中国利用扫荡日军做藉口而占领越南。於是他的策略是力阻中国军队进入越南，(蒋永敬1971:107)并策动反中国之运动。(蒋永敬1971:228-240)「罗马字」在这时也成为确保政治、文化独立之最好选择。
内在因素是指反封建、反知识垄断的广大需求。就如同胡志明在扫除文盲的公开信中所提及的，如何让那广大的未受教育的群众拥有新知识以求国富民强是当务之急。在十九世纪以前的越南封建社会中，唯一外来的主要威胁为中国；在那情形之下，采用汉字虽然会造成多数的劳苦阶级成为文盲，却可以消除中国的侵略欲并满足越南封建朝廷的既得利益。然而，到二十世纪后，越南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中国，而是接连而来的西欧及日本帝国主义。字字喃虽然具越南民族特色，可是却复杂难学。相形之下，简单、易学的罗马字也就成了启发民智、对抗外来统治的最好选择。越南民族主义领导者在体悟到时代的变迁后，毅然决定采用罗马字。在掌握到“大多数民众为文盲、仅相对少数既得利益者识汉字”的情况下，顷全国之力去推行罗马字，当然很快就收到成效。
从越南这个例子可以印证Gelb (1952:196)所说的「只有在传统文字发源地以外之边外人才敢於做革命性的文字改革并获得极大成就」。越南的民族主义领导者因为有强烈的越南民族国家意识，加上反封建、反知识垄断的潮流鼓动下，因而能破釜沉舟的对汉字进行改革、最后并用罗马字将之取代。
基本上，政治和文化是“共生”的关系。政治可以影响文化，文化也可以决定政治。以越南为例，越南在受中国的政治、文化二千年的影响后，能独立成功成为一现代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越南传统的政治、文化架构在十九世纪法国势力进入后才逐渐动摇。法国以武力建立殖民的政治架构后，又废除越南的科举制度、进行文化的解构和再建构，以增加殖民体制的稳定度。对越南人来讲，若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就得抛弃传统的中国式架构、并摆脱新来的法国殖民体制；法国的介入刚好协助越南拆掉中国架构，接下来该做的就剩如何建立越南自己的政治、文化架构。二十世纪初，越南人既然在军事、政治上暂时无法得到胜利，就应从文化方面下手，透过文化和政治是共生的关系来累积力量。越南的改革派知识份子透过推动越南语文和罗马字来普及知识、加强民族意识、累积政治反抗的资源；当1945年宣布独立、建立本土政治架构后，马上宣布越南语文和罗马字的国家地位，用政治力来做文化独立的后盾；透过建造和中国、法国不同的文化架构来确保政治体制的稳定，达成政治、文化的完全独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