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管仲，世所谓贤臣，然孔子小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孔子是轻视管子的，那么，怎么能说孔子是管子的知音呢？从历史典籍的记载看，孔子对管子有不少评论（见本文后附录），单是在《论语》中，专论管子的就有三章，与管子有关的有二章。虽然有学者对孔子某些言论的真实性有不同的看法，但品味其中的信息，联系孔子的思想和经历，对照管子的言行事功，并从另一个层面分析孔子是不是如司马迁所说小看管子，就会发现孔子对管子是很高看的。而且，孔子对管子有着强烈的感情共鸣，孔子与管子的心是相通的，孔子其实是管子的知音。
一、管子对孔子的影响不可低估。孔子和管子都来自社会底层，有着相似的遭遇，孔子对管子有着充分的理解。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公元前517年（齐景公三十年），时年35岁的孔子，因鲁国发生了内乱来到齐国，投奔于齐大夫高昭子即高张的门下，做了家臣，并在齐国住了三年多的时间。而此时，距相齐41年的管子去世只有100多年（管子去世于公元前645年）。管子身为齐相，在齐桓公争霸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辅佐齐桓公内“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外“御戎狄”“卫诸夏”“隐武事，行文道、帅诸侯而朝天子”，尊王攘夷，兴灭继绝，使齐国立足于春秋政坛，使齐桓公开春秋霸业之先。管子的丰功伟绩一直备受齐人推崇。管子和齐桓公论政之语被史官记录并以史书形式被官方和民间广为流传。据《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经常以恢复齐桓霸业自勉，并希望晏婴能“继管子之业”，“遂武功而立文德”。晏婴辅佐景公长达40多年，他常常以桓管业绩力谏景公。孔子在齐国期间和齐景公和晏婴都有过接触。齐国是孔子到的第一个诸候国，高昭子当时是齐景公身边的重臣，孔子作为他的家臣，有机会接触到收藏于宫廷和官府内的典籍和资料。对于有着强烈从政愿望并且要想方设法“通乎景公”的孔子来说，他对管子的言论、事迹的官方记录，不会没有兴趣进行细致地研究和探讨，管子施政期间的各种举措，管子的历史功勋和历史作用，不会不使孔子产生深刻的思索，管子对孔子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孔子对同样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管子应该是情有所钟的。孔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父亲去世早，年少时贫且贱，不得不做些低贱的工作以度日，始终是处在贫穷和尴尬之中。但他好学而自重，他从小就注重学习，为学不厌，不懂就问，顽强地学习前代文化制度和历史典籍，成了当时学识最渊博的人。待思想成熟之后，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积极追求用世，努力从政，立志把自己的政治理想付诸实施，为社会国家作出一番贡献。他先是在鲁国争取机会，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担任中都宰、司寇期间，迅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可不久即被疏远。孔子壮志未酬，不甘心于就此罢手，于是就带着一些弟子，周游于列国之间，寻觅从政的机会长达十四年，遭遇到不少艰难曲折，孔子明知是大道难行，仍然是勇往直前。在卫国受到卫君的怀疑监视，在匡城、蒲邑两度被困，在宋国被人追杀，在宋国去郑国的路上与弟子失散，被郑人形容为“丧家之犬”，在陈国被困曾断粮七天，在楚蔡边境隐士们规讽他“不可为而为之”，在卫国，陈国，蔡国，都受到一些权贵们的嫉妒和谗害。孔子的这些经历，和青少年时期的管子很相似。管子的父亲也去世的早，和母亲相依为命。为了生计，青年时期的管子和同乡好友鲍叔牙一起经过商，当过兵，给人喂过马，也曾当过几次小官，但时运不济，到处碰壁。史书称他是“鄙人之贾人也，南阳之弊幽”（《战国策·秦策五》）,被称为穷困潦倒、不为世人所知的人。他与鲍叔牙做生意到南阳，曾被“三辱于市”,在人格上受到不少侮辱，因家贫要奉养老母，在与鲍叔牙分财利的时候，尽管鲍叔牙理解“不以为贪”，竟要多占一些钱财。到了齐国以后，管子也曾经受到过齐襄公的冷遇。以后和好友召忽共同辅佐公子纠，在公子纠和公子小白争夺君位的过程中，公子小白夺取了君位，公子小白即是以后的齐桓公，公子纠被齐桓公设法害死，召忽自杀以殉义，而管子却在鲍叔牙的策划下，被装上囚车，押回齐国，当上了齐桓公的国相。
惺惺相惜。所以，当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等人，指责“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论语·宪问》）的时候，孔子断然为之辩解，说：难道管子也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守着小节小信，而在渓沟中自杀吗？管子是一个有大志向的人，如果不是为了国家败亡，宗庙破灭，祭祀断绝，他是不会为小名小节而死的。被誉为“管鲍之交、千古绝唱”的管子的知己鲍叔牙，对管子的这段遭遇，也曾是“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史记·管晏列传》）孔子和鲍叔牙对管子的理解是如此的一致，可见孔子对管子的理解之深。
二、管子顺应历史潮流，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管子的丰功伟绩和历史作用使孔子由衷地赞叹。
孔子赞许管子，第一，是肯定当时齐国的尊王攘夷的战略总方针。管子所处的时代，在春秋初期，平王东迁之后，原有的政治体制失序，周王失威，诸候并立，“礼乐征代自天子出”为“礼乐征伐自诸候出”所代替。周王朝实际上已降为一个诸候国的地位，周天子已没有能力控制各诸候国，诸候国反而敢于冒犯周天子的神圣权威，并利用周天子的威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强凌弱，争权称霸，以至于战争频仍，民生涂炭。同时，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中原地区的以山戎和赤狄和楚国为首的少数民族兴起，因中原华夏各诸候国陷入纷争之中而有机可乘，不断向中原发动战争，对华夏文明构成了巨大的威胁。管子以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犀利眼光，敏锐地洞察当时的政治形势，一开始就向齐桓公提出了要霸主中原的政治主张。《管子·大匡》中有这一段记载：桓公元年，桓公召见管仲，问如何才能使国家安定？管子说：你能建立霸业，国家就能安定，建立不了霸业，国家就不能安定。齐桓公当时还没有那么大的雄心壮志，只求能偏安一隅。管子坚持说：君王免我于死是我的幸运。但我之所以没为公子纠而殉死，就是为了要图国家的安定强盛，如果不能这样，我是不能接受国相这个位置的。管子极力激励齐桓公，树立担当诸候联盟领袖、担负历史重任的宏大目标。首先管子辅佐齐桓公在国内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增强了国力，具备了号召诸侯的实力。接着，高举起尊王攘夷的旗帜，坚持周礼，团结中原各诸候国共同抵御外来少数民族侵略。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孔子充分肯定了齐国当时内外政策的巨大历史作用和贡献。
第二，孔子肯定了管子“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做法，合乎民心，顺乎民意。据《管子大传》的作者陈书仪先生统计，齐桓公、管子在位时共召集了四十四次盟会。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当是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的蔡丘之会。葵丘之会上齐桓公接受了周天子赐胙以后，齐桓公已真正确立了盟主地位。齐桓公约诸候们在葵丘订立了盟约。《孟子·告示下》中保留了当时的盟文。其主要内容为（见陈书仪《管子大传》116页）：第一条，大家都要谴责不孝之人，不要轻而改变已经确立的太子人选，第二条，尊敬贤能之人，用以表彰他高尚的德行；第三条，要尊老爱幼，抚恤孤寡；第四条，仕不能世袭官职，让贤能之人能够得位上进，取士必得贤人，不能以私怨随意杀戮大夫；第五条，不得违犯王法，因为本国的利益私设防禁、阻断河流不让下游各国进行水利灌溉，不能遏止国与国之间的粮食流通，禁止囤积居奇，禁止以私怨进行封赏而不上报盟主等等。齐国当时实际上起到了周天子的作用，在诸候争战中号令天下，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诸候割据、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有效地稳定了西周建立的封建宗法秩序。齐国多次以盟会政治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维护统一和新的政治秩序，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战争，保全了百姓的生命和安宁。孔子对管子的这些做法交口称赞，并在修订《春秋》时，于僖公元年夏季和九月，连续两次记载“葵丘之盟”，表示赞赏。
第三，孔子对管子的行事风格作了全面肯定。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又具体解释说：“齐桓、晋文相继为诸侯之长。当时虽称为二霸，然文非桓比也。盖文公为人专尚诈谋，不由正道，是谲而不正者。桓公则犹知正道，不尚诈谋，是正而不谲者。即如伐楚一事，文公欲解宋围，乃伐曹卫以致楚，欲与楚战，又复曹卫以携楚，不能声罪致讨，只以阴谋取胜而已。若桓公伐楚，则以王祭不供而声其罪，又退师召陵而许其盟，名正言顺，举动光明，此桓之所以优于文也。”（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陈生玺主编《张居正讲评论语》，223页）孔子说齐桓公行正道，名正言顺，正大光明，这自然也是非常认可管子的行事风格。
三、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最鲜明的个性是“仁”，他却把管子称为“仁人”。管子的政治道德是符合孔子“仁”的要求的。
对于“仁”，孔子赋予了极精极高的涵义。什么是“仁”，孔子在《论语》中的相关论述中，最根本的两条，是孔子在回答樊迟时所说的“爱人”和回答仲弓时所说的“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人也”，作为人，就是应该要有爱心、关心人、爱护人。自己喜好的，要推广到别人，自己厌恶的，也不要强迫别人接受。凡事要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推已及人，你希望别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待你，你就以同样的方式待人。“仁”是社会上每个人都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做到了“仁”，也就成为了一个真正人。仁的思想体现到政治上，即是“仁政”。施行“仁政”，是统治者应当具备的政治道德。统治者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以爱心对待百姓。统治者要有和普通老百姓一样的道德标准，要像对待自己那样对待老百姓，把老百姓看成像自己本人一样，都是人，都应具有善良品质和人格，要让老百姓都能过人的生活。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灵魂，是基础。孔子把“仁”看得高于一切，也绝不肯以“仁”去轻意地评价一个人。除去他的两个弟子和三个历史人物外，在孔子的眼中，没有人可以称之为“仁人”了。可孔子却称管子为“仁人”。孔子说：“桓公九合诸候，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当有人问到管子是什么人的时候，孔子十分明确地回答：“人也，夺伯氏骈邑三佰，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说管仲是个仁人啊，为了国家的利益没收了伯氏的封地，伯氏只能以粗茶淡饭为生，可到老对管仲都不怨恨。管子为相初始以非常的胆识在齐国推行改革，是有很大阻力的。《韩非子·南面》中说：“管仲始治也，桓公有武车，戒民之备也。”桓公外出时要配备全副武装的战车，以提防反对改革的民众闹事。后来，像伯氏这样的贵族对改革都十分支持和理解，可见当时齐国的民众对管子是多么心悦诚服。
孔子称管子为仁，并不是只是限于管子事功的层面，应该说是对管子推行“仁政”的全面肯定，即对管子政治道德的全面肯定。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当时长达百年的诸候争霸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天下无道，民不聊生，苛政猛于虎。孔子提出“爱众而亲民”，提倡“以邦为本”、“仁者爱人”并形成的仁政理论，反映了孔子忧国忧民的崇高思想境界。而实现他这种仁政理念的途径就是“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矣”。他要求统治者克制自己的欲望，恢复西周封建宗法制度，改变当时“礼乐征伐自诸候出”的无道局面，那么天下就恢复了“礼”的有道秩序了。孔子主张维护天子的至高地位，反对贵族大臣的僭越，政权必须掌握在天子、国君手里，提倡忠君善王。只有这样，才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才有可能向老百姓推行仁政。所以，在孔子看来，在当时，能够致力于恢复旧有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社会秩序，就是最大最根本的仁政了。而管子辅佐齐桓公，以称霸诸候、尊王攘夷为政治目标，诛暴禁非，“择天下之甚沉乱者而政之”，并多次采取诸候会盟等非军事的政治手段，“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从而一匡天下。对照孔子关于“仁”的学说，这不就是“仁”吗？这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会一再赞叹，像管子那样就是仁啊！
孔子全面认定管子是个仁者，是无可怀疑的。《说苑·善说》中有一段记载，更能说明这一点。子路问于孔子，管仲何许人也？孔子回答说，大人也。孔子从六个方面对子路的质疑一一作了明确的阐释，孔子说：“管子说襄公，襄公不说，管子非不辩也，襄公不知说也；欲立公子纠而不能，非无能也，不遇时也；家残于齐而无忧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居槛车而惭色，非无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贞也，知权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无仁也。召忽者，人臣之材也，不死则三军之虏也。死之则名闻天下，夫何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诸侯之相也。死之则不免为沟中之瘠，不死则功复用于天下，夫何为死之哉？”孔子对管子的理解之情言真意切。孔子就这样三番几次地论说管子是个仁人，可知管子就是孔子心目中真正的仁人啊！
四、孔子诛杀少正卯，自称是效法商汤，文王、周公、太公、管仲、子产等先哲的榜样。孔子把管子与周公等并列，可见是很崇尚管子的。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比《史记》更早的《荀子·宥坐》有这样一段记载：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
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毕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
这里清晰地记载了孔子代理鲁国的宰相才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的史实。少正卯是鲁国大大，能言善辩，是孔子的不同政见者。少正卯讲学时，孔子的门徒被吸引去听讲。可见少正卯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孔子为政初始就杀少正卯，连他的门人都迷惑不解。孔子在解释这件事时，历数历史上的“君子之诛”。孔子表明，自己诛杀少正卯，只不过是效法先哲的榜样而已。在这里孔子把管仲与商汤、文王、周公、太公等并列，以证明自己的做法正确，可见孔子实际上也是在效法管子。
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吕氏春秋》、《说苑》、《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等都采用《荀子》之说，人们对此一直是确信无疑的。从唐宋至明清，便有不少学者怀疑其真实性，认为孔子诛杀少正卯是“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有的学者认为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件事不可信，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孔子是坚决反对轻易杀人的，“子为政，焉用杀？”其实孔子当政时杀人的事是有的。据《春秋谷梁传》和《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在鲁定公十年的齐鲁“颊谷之会”上，“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说，“笑君者罪当死”，下令斩杀优倡，而且，“手足异门而出”。有学者注意到，孔子下令斩杀优倡这件事，《左传》、《公羊》不记载，到了南宋朱熹那里，干脆就把它删掉了。学者葛兆光先生说：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古代中国的世俗皇权和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在不经意中就可以迫使其他异端‘屈服’”（《读书》，2003,1，第4页，葛兆光：《思想史：既做加法 又做减法》）。对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件事，是不是也属于这种情况呢?
孔子还有一次说到管子，并以管子的经历来鼓励自己和弟子。那是在孔子“厄于陈蔡”的时候。据《史记》记载，公元前497年，即在孔子63岁的时候，孔子从陈国到蔡国去，陈蔡两国派人把孔子围在野外。孔子一行无法行动，断粮七天，随行的弟子都饿病了，情况十分狼狈。弟子们都有些不满情绪，但孔子却很坦然，照样不停地给弟子讲学，诵诗，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循循善诱地开导弟子们。《韩诗外传》记载，这时候孔子向弟子们讲了一大段话，说：“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他依次举了舜，傅说、伊尹、吕望等人的例子，说他们之所有能够建立功业，是因为遇到了识贤之人。其中也说到管子，“管夷吾束缚自槛车，以为仲父，则遇齐桓公也。”以此说明自己屡遭困厄，是因为未遇时机，一旦自己也象管仲等人那样，遇到赏识自己的人，也必定会大有作为。孔子一再拿管子的榜样自比，可见其对管子的拳拳认同崇尚之心。
五、周公是孔子的偶象。孔子说管子器小、不俭，不知礼，是在更高的层面上相比周公而言。
《论语·八佾》载：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司马迁说孔子轻视管子的根据也就在这里。孔子许管子以仁，而节俭和知礼又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题中之义。说管子不俭，在孔子言论中也有前后矛盾之处。《说苑·尊贤》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当初管子在接受齐桓公重托时，管子向齐桓公索要“富”、“贵”、“亲”三项特权。针对这件史实，孔子说：“管仲之贤，不得此三权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孔子从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理解管子，在大节上他并不以管子为奢。而且，也不能说管子是不知礼的人。史书记载，公元前664年，齐国帮助燕国打败了山戎的进犯，燕庄公感谢齐桓公竟一路送行到齐境。桓公接受管子的意见，说：“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公元前647年，齐桓公派管仲帮助周襄王平息了内乱，周襄王准备用上卿礼仪为管子庆功。管子再三坚辞，说：“我是陪臣，哪敢受如此礼遇？”只接受了下卿礼仪的待遇。那么，孔子为什么还说管子不俭、不知礼呢？对于这些，与孔子说管子“器小”联系起来分析，显然孔子心目中有一个参照对象，那便是周公。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偶像。《论语· 述而》中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荀子·儒效》中孔子说：“周公其盛乎！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俭，胜敌而愈戒。”可见孔子对周公是一往情深。
对孔子说管子“器小”，历史上的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学者钱穆先生作过这样的解释：“若以管仲比之周公，高下显见矣。”（转引自范必萱：《浅议孔子眼中的管子》，郭因、龚武主编《管学论集》中册，403页）应该说孔子说管子“器小”，是在更高层面上把管子与周公相比较。作为“国之重器”，管子虽然辅佐齐桓公建立了轰轰烈烈的伟业，但与辅佐成王的周公相比，显然是“器小”了。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两年后去世，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尚在幼冲，周公排除一切干扰，直接摄政。从而引起了管、蔡、武庚之乱。周公毅然平定了叛乱，巩固了刚刚建立尚不稳定的政权。为了适应政治需要，进一步加强统治，周公制礼作乐，以“亲亲尊尊”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通过重重分封，明贵贱，明尊卑，建立起严格的宗法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奠定了周朝数百年的基业。周公摄政七年归政于成王。周公对成王一直是耐心教诲，不断地作出诰命，劝谏成王要勤政，要敬德保民，不要淫逸荒侈。由于周公的作用，成王成为很有作为的一代明君，西周也很快进入鼎盛时期。周公一生兢兢业业，克勤克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周公的磊落和无私，周公的巨大历史功绩，不会不令孔子用作评价包括管子在内的历史人物的标准。管子辅佐齐桓公四十一年，不但没能劝诫齐桓公克制私欲，反而自己“有三归”，“官事不摄”，以卿大夫之位、富门、反坫。管子去世后，便人亡政息，齐国的霸主地位便不复存在。无论是在历史作用上，还是在思想境界上，管子都不能和周公相比。不管是不是为了维护齐桓公的形象而“自伤”，不管是不是“齐人不以为侈”，孔子都为管子止足于已有成就、未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深感遗憾。《孔子家语》记载，孔子在参观周国明堂时，曾在周公抱着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画像前流连徘徊。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无能为力，他肯定会对历史作深度思考，他可能会这样想：管子啊，你为什么不像周公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去改变这残酷的历史走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