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在其诗文表赋中，对自己在地方任职多年的人生遭遇反复使用“贬、谪、降、迁” 等语词，后人也多以此作为刘禹锡属于贬官的依据。那么，刘禹锡真的是贬官吗？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刘禹锡在外放连州刺史途中被贬为朗州（下州）司马。虽然由刺史贬为司马，但下州司马秩从五品下，与其在朝廷时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秩六品上，官品还高了半级，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还是升了官的。元和十年（815年）七月，白居易贬江州（今江西九江，上州）司马，经过“泪湿青衫”的无奈和不解之后，他怨中寻乐，为文曰：“案《唐典》，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1。”即州司马是只领高薪，但不参与地方政事，状若云游野鹤的闲官。“逍遥自在”的背后，是政治地位的边缘化，晾放一隅，则实属贬谪矣。所以，在朗州九年，属于贬官无疑。
后来，即元和十年（815）三月，刘禹锡复授连州（中下州）刺史，秩为正四品下，官品比下州司马高几级，应该说是升了官而不是遭到贬谪。特别是赴任之前，还受到了皇上的亲自召见和勉励，也算是一种难得的荣耀。所以，从州司马升迁为州刺史，久居荒隅的刘禹锡虽然未能位列朝官，毕竟也是独当一面、有一方用武之地的地方主政，政治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升迁。
多年以后，即大和五年（831）十月，刘禹锡以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再度主政地方，再次出为苏州刺史，官至从三品，不再有“贬谪”之论。又因赈灾有功，唐文宗给他加赐紫金鱼袋2，服色与正三品朝臣同，则已是同级地方官之极致，他也未说自己是贬官了。
唐玄宗（李隆基，712—756年在位）开元、天宝盛世时期，朝廷对犯了轻罪，不适宜在京城任职的官员，贬至边疆及岭南等荒蛮之地，任地方主官或员外官等闲职，统称为左降官，也叫贬官。犯了重罪的人，则大都流放边疆充军，称为流人。左降官具有一定程度的流放性质，所以过去朝廷的诏令也往往把他们与流人相提并论。直到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四月，刑部上疏朝廷，才对贬官与流人作了概念上的区别：“贬则降秩而已，流为摈死之刑。流为减死，贬乃降资。量移者却限年数，流放者便议归还3。”很明显，贬官（左降官）是行政降级的处罚，流人则是对罪犯刑期的量减。
刘禹锡出任连州刺史，官职升高了，既不是左降官，也不是流人，那他为什么在大量的表、启、诗、赋中，还要大打悲情牌，认为自己是遭到贬黜的呢？我认为这也是刘禹锡贬官心态的流露。
清朝中叶之前，我国古代人口数量发展的进程是十分缓慢的，除了战争和瘟疫因素造成人户数短期内急剧下降外，百年间一般基本维持在同一数量级的水平4。据唐史，元和十五年（820年），全国人户数为“237.5万户，1,576万人5”，虽然史称此人户数未包括岭南及边远地区百余州的人口统计，但这些边远州郡都是地广人稀之所，对总体的评估影响不大。换言之，中唐时期的户口及人数，与盛唐时天宝十三年（754年）记载的906.9万户，5,288万人6对比，在长达66年的时间里，人户数不仅没有增长，而且还呈急剧下降之势，户数减少670多万户，人口减少3,700多万人，两项数据下降均超过70%，幅度之大，简直可以说是骇人听闻！人口是统治的基础，这种随年岁增长颛人户不升反降的状况，说明“安史之乱”（762年）给曾经辉煌的唐室造成的重创，延续时间之长，是史无前例的。刘禹锡的父辈在天宝末年因避乱自洛阳移居江南7，少年时代的刘禹锡，对“安史之乱”后动荡的社会现实耳闻目睹，印象深刻。元和十二年（817年）腊月，当他在连州任上得到平定蔡州之乱的消息时，即赋诗三首，一抒情怀：“忽惊元和十二载，重见天宝承平时8。”不仅反映了他内心对社会安定的渴望，也反映了他心目中的政治理想，是恢复唐玄宗天宝时期的繁华世界。
唐史载连州元和时“领县三，户五千五百六十三，口三万一千九十四。天宝，户三万二千二百十，口一十四万三千五百三十二9”，元和八年（813年），广东人口密度约6人/平方公里10，按面积推算，当时连州的人口（包括属下三县）估计在5万上下，因此，唐史记载宪宗晚年连州人口仅三万多，是真实的。韩愈贬阳山县时，说“县廓无居民，官无丞尉，夹江荒茅篁竹之间，小吏十余家11”，县城如小村，这般荒凉的景象或可作此注脚。连州作为州治，虽不至如下县阳山的荒芜景况，但州治人口估计也不过三几千人而已。此与当时城区面积已达80平方公里12、繁华无比堪称世界中心的长安相比较，州治环境之陌生冷清，用刘禹锡的生花之笔，也难以形容。况且北方人不适应南方的气候，连生存都受到严重威胁，刘禹锡的好友柳宗元和多名亲属，都是在永州及柳州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八司马”之一的凌准，贬连州司马后无栖身之处，忧郁成疾，双目失明，元和初竟卒于北山佛寺13。
“伴君如伴虎”，虽然刘禹锡对朝官命运的无常深有体会，但远离京都，政治信息闭塞，基本上失去了参与朝政及升迁入相的机会，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这对“愿作枫林叶，随君度洛阳14”的唐代士子而言，更是一种无以言状的心灵折磨。受贬之地荒蛮闭塞，文化氛围差，缺乏高层次的友朋交往，缺少同道间的相互唱和，无以立名，可谓寂寞难耐之至。身居州衙，长夜难眠，刘禹锡之感受不谛于贬官，也是可以理解的。京官出任地方，与流贬相类，对文人是肉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前人评价这是“明升实降”，可谓一语中的。刘禹锡等虽然无贬官之实，却怀抱着一种约定俗成的“贬官心态”，向朝廷、向亲友诉说自己的不幸，用一种另类的方式，表达对当朝的哀怨。
“左迁穷荒、谪降僻远”，在进退维谷，忍受着莫须有的政治惩罚时，左迁之人也在等待着奇迹的出现。唐代在改朝换代或国家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时候，经常大赦天下，这样的政治生态，使左迁官员随时有“量移”或重掌朝政的机会。最典型的莫如杨炎（727-781年），大历十二年（777），杨炎以吏部侍郎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司马，十四年（779），唐德宗李适即位，经人推荐，拜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州司马一跃而居宰相位15。不过，仅仅过了两年，建中二年（781年）十月，杨炎再遭诬陷，又被贬为崖州司马，并赐死途中，其仕途之大起大落，令人惊叹！
中国古代饱学之士的贬谪，对中国文学史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屈辱、孤寂、恐惧、自伤的感受，冥冥中似乎又孕育着一点希望，喷薄而出的悲情，造就了大量的的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诗、词、歌、赋、论等文学作品和文学家，后人所称的“迁谪文学”，就思想性和文学性而言，与歌舞升平的歌颂文字是有天壤之别的，故能流传下来，刘禹锡无疑是贬谪文学界中顶级人物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