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碑
南宫碑，即《重修南宫县学记》碑。南宫古时有县学，原建于旧城北城根，冀州学宫附近。史载明成化14年（公元1478年）卫漳河旧城洪水淹没城池，县学被毁。明成化17年春学宫迁于飞凤岗新城东街中段路北，名文庙。后从明洪治16年到清嘉庆15年重修12次，到光绪11年第13次重修，当时由同知衔署南宫县知县李傅棣督修，五品衙南宫县学教谕张凤翔、四品封员都司衙孙长泰、县学训导丘信、五品封员陈爽、侯学训导谢锦、知州侯补知县南宫县县丞杜友仁、五品封员万锡年协修，光绪12年文庙落成。知县李傅棣邀当时著名学者、书法家张裕钊来南宫撰写碑文，为《重修南宫县学记》镌刻碑文。该碑已列入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书法研究价值，特别是在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更是有着很高的知名度。
南宫县学
说到南宫碑，必然要提到南宫县学。据文献记载，县学，又称儒学，也称文庙。也就是孔子庙，汉光武年间，诏令天下各郡、县设立文庙。庙、学同时兴建，且必须建在一起。所以又称为“庙学”或“学庙”。所以县学碑的碑文上写的是“重修南宫县学记”，而碑冕上的篆文则是“重修南宫文庙记”。至于南宫文庙，不知始建于何代，史载原址在旧城北城根，冀州学宫附近。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卫漳河洪水淹没旧城城池，县学被毁。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迁移到如今县城东街原南宫中学的旧址，即如今市政府院内。所以文庙或县学就是我们学校的前身。当时的县学同时又是教育观理机构，设有教谕和训导。从碑文上看，教谕的级别是五品衔，比县令的级别还高，可见当时的清政府对教育也是比较重视的。
重修南宫县学记
南宫县学，自明成化十七年移建今邑治，其后历弘治迄国朝嘉庆中重修者十有二，今又近百年，稍稍圯坏。摄县事李君与邑人复谋葺而新之，期年而工竣。乃走书属裕钊记其事。
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于此，稍长则颛取隽于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无不足。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芒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辨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于俗而庸鄙着于其心，其人能骥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乌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义安?内忧外患，何恃而无惧哉?且朝廷取士其立法之始，盖亦欲群天下之士范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趋，又益试之诸经艺、策问之属以觇其所蕴蓄，其所以博士于学问之涂者，故不可谓不各。士诚一一求其实而践之。其学之成固自足出而为天下用，即其试于有司亦未必不角出于庸俗之人。然而相习而靡者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振拔于其间者也。士莫先于尚志．而风俗之移易，莫大乎君子之以身为天下倡。今天下师儒学子，诚得一有志之士，闵俗之可恫耻，庸陋污下之不可以居。毅然抗为明体达用之学以倡其徒。
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水流湿，火就燥，志气所动，人蹶而兴。由一人达之一邑，一邑达之天下，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
嗟乎!九州之大，独无一二豪杰之士有意乎此者哉?今南宫近在畿甸，沐泽游原，且又南宫子所生之邦也，流风遗烈宜有未泯者。有能闻斯言而皇然兴起者乎?则李君是役诚不为无裨也已。
文庙
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到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经历过十二次重修。清光绪十一年的重修是文庙迁到现址后的第十三次重修。这次重修是在县令李傅棣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经历了两年的时间。工程量大，声势也大，仅从碑身背面的捐款名单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也就想请当时名气大的人物来撰写碑文并书写。南宫绅士宋弼臣通过张裕钊的朋友李梅生找到了名噪文坛书坛的张裕钊。此时的张裕钊已六十四岁，正在保定任莲池书院的主讲兼学古堂教授。张裕钊对此非常重视，他拟好初稿后首先寄给了同是曾门四弟子之一的吴挚甫（吴汝纶）,他在信中说：“撰得《南宫县学记》一篇，寄呈阁下，为是正。年老才竭，于此事已无能为役，请即加批，掷付送信人领下。此乃将勒石垂示后世之文，幸直言相告，万不得客气也。”当碑文书写完毕后，他又给吴挚甫写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并嘱任事者，督令工人精刻为要。” 这说明他对自己书写的碑字极为满意。
碑文
《重修南宫县学记》碑作品精致、镌刻精细、文字双美，无论从文章的思想性还是从书法的角度讲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确实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张裕钊生在清朝后期,此时清政府的内忧外患不断，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虽然他有追随曾国藩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朝反动统治的一面，但他也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试图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走出一条强国之路。张裕钊是康、钱维新变法积极支持者。张裕钊在碑文中一开始便提出：“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接着便以犀利的笔锋、铿锵有力的语言、无可争辩的事实猛烈抨击了摧残人才、束缚人才的科举制度。指出科举制度“历数百年来而其弊已极”，并指出实行科举制度的目的在于“欲群天下之士范之孔孟之道以端其趋”。还指出这样培养出的人才没有任何有用知识而只有误国害民。号召“师儒学子”能够“闻斯言而皇然兴起”，则“风会之变、人才之奋未可以意量也”。能够把矛头直指封建统治阶级沿袭多年的科举制度，奋力提倡教育革新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胆量的。而从我们教育改革和素质教育的角度，时至今日仍然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
书法角度来看，此碑文系张裕钊晚年时代的作品，其用笔和结体已更加娴熟。其字结体紧严、外方内圆、点画浑穆、线条秀美流畅、既有颜筋柳骨融蕴于内，又有丰盈娟秀表现于外，间架结构天衣无缝，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字体被称为“六朝体”或“南宫碑体”、“张裕钊体”。特别是其别具一格的内圆外方更是为不少的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所钟爱。到七七事变前，学碑拓片已风靡全国，及至海外。京、沪金石书法家及收藏家均奉为珍宝，争相购买临习、收藏，那时，以建史纸，朱红拓片尤为珍贵。1920——1930年间，曾一度形成了“张裕钊热”，至今写南宫碑体的书法家仍不乏其人。特别是在日本和东南亚，因为张裕钊的亲传弟子，日本著名书法家宫岛大八先生的传播，南宫碑更是声名显赫。日本还专门建有张裕钊书法研究会。1984年后日本书法界先后两次结团前来拜谒瞻仰。1988年秋还在南宫召开了首届国际张裕钊书法研讨会，日本山村邦彦率团参加并进行了交流。
泮水桥侧
南宫学记碑最初竖于县城东街文庙内的泮水桥侧，并建有碑廑和木棚栏门。在校园内一直受到师生的精心呵护。七七事变前在驱除流寇王东坡战役中，碑身误中一弹，致使一字损毁。 文革期间，“造反派”曾以“破四旧”为名拆掉碑廑、推倒碑石。幸有南宫中学老职员王含祥加以保护此碑才幸免遇难。 1968年底南宫中学停办后，校址成为县革委会驻地。1969年王含祥经好友刘录仓向当时的领导王建明、赵安方反映此碑的价值，才使学碑重新竖起。 1971年3月新西兰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路过南宫见到该碑，说此碑为重要文物很有价值，再度引起县革委的重视,将学碑移至原文庙前台上竖起。1982年7月23日被河北省政府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12月，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直接关怀下迁到南宫中学中心花园东南角，学校投资16万余元专门为其修建了一座双层飞檐八角仿古碑亭，使这一教育界百年珍贵文物复得其所，也为校园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景观。如今，县学碑与坐落在中心花园东北角的桃李亭及亭内学校创始人，清末举人齐福丕的铜像共同向人们述说着南宫中学的厚重历史，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南宫学子为了国家富强，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发奋学习。
2002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