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遵义市，春秋战国时期，曾是巴、蜀、夜郎等邦国的领地。秦汉时期置犍为郡。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为播州。明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播州改置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平越军民府（隶贵州）。清初，遵义府改属贵州省。辛亥革命后，废弃府的建置。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贵州省设11个行政督察区，黔北为第五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先设桐梓，后迁遵义县城（即今红花岗区）。1949年11月黔北各县先后解放，设置遵义专区后，称遵义地区，今为遵义市。
遵义因其历史和地域独特的原因，而形成了以酒文化和长征文化为主线的独特地方文化艺术，在其文化的深层里，依稀可以看到巴蜀文化睿智休闲的灵气，和本土少数民族勤劳、质朴、骁勇的锐气。从现存文物上看，位于红花岗南郊的杨粲墓，其墓室石刻工艺精湛，结构规模宏大，墓内残存的铜鼓，陶器等物都工艺精细，文饰雕镌，其与其他中原同时代文物相比，并不逊色，可见当时遵义的文化艺术已相当发达。到近现代，更是名人辈出，郑珍、莫友芝并称西南儒宗，名重晚清儒林；黎庶昌两度出使日本，至今饮誉扶桑；殿试探花杨兆麟，可惜未展英才而卒；活跃于30年代文坛的才女卢葆华，虽英年早逝，却才华横溢；国内近代文坛前辈，著名文学家蹇先艾等都是出自遵义。综观遵义历史与文化，从汉代“三贤”盛览、舍人、尹珍，清代“三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到瓶底会议和抗战期间浙江大学的迁临，遵义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以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和长征精神为文化依托，融时代精神，形成了与时俱进的遵义文化艺术，她是黔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黔北小城遵义一幢两层灰砖小楼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会议内容
会议首先由在中央负总责的博古代表中央作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史称正报告。
博古的报告称中央红军在根据地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失利的原因，主要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强调当时白区反帝反蒋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獾芯墓ぷ髯龅貌睿位髡秸沟貌还唬鞲莸鼗ハ嗯浜喜还幻芮校约案莸氐暮蠓轿镒使┯ぷ髅挥凶龊玫瓤凸墼颉6浴叭送拧痹诰轮富由系拇砦笤蚯崦璧矗傅煤苌伲负趺挥猩婕啊?博古作报告时，毛泽东用一支白杆子的铅笔将不同意报告的意见，记在裁好的一叠毛边纸上。
博古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这个会议上，我个人是不认识错误的，同时不了解错误，我只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博古报告完毕后，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较客观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全部情况，实事求是地谈到此次反“围剿”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周恩来报告完后，由洛甫根据会前所写的提纲，作批判“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史称反报告。
洛甫的报告批评“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
洛甫的报告，实际上代表了毛泽东、王稼祥的意见，更多的是毛泽东的意思。因为长征出发后，他们三人较多的时间住在一起，经常交谈。毛泽东经常向他们解释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应该运用怎样的战略战术去打破敌人的“围剿”。由于洛甫当时是政治局常委，他来作报告是较为合适的。
三个报告作完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毛泽东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他指出，博古的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受挫的原因，在政策与策略方面的失误谈得少，甚至回避，目的是为自己的错误辩护(其中也包含博古当时未能认识清楚的有些问题)。毛泽东指出，“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对付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其错误归纳起来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第三阶段则是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接着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一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敌人第五次进攻时红军失利的原因。
毛泽东说，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2.5比1；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比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比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比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然是10比1，为什么这次反“围剿”红军会失败得那么惨?前四次反“围剿”，各根据地同样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瓦解敌军白区工作的开展也很有限，为什么我们却赢得了胜利?其实，根据地人民经过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后方支前的工作是做得很出色的，根据地内的土地革命、经济建设的开展也是好的：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广大群众参军参战，革命积极性空前高涨；扩红运动形成热潮，10万工农积极分子武装上前线，红军力量空前扩大；前方红军的财政、粮食和其他物质上的需要，都得到了供应和保证，这些都是粉碎敌人进攻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
朱德发言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周恩来在发言中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本由。
出席会议的人，大多赞同洛甫的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报告。只有凯丰替博古辩护，他在会上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多看了些《孙子兵法》!”
毛泽东认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借鉴它并没有什么坏处，他估计凯丰连这本著名的兵书都没有看过，只知道崇尚外国的东西。和博古一样，只会生吞活剥地照搬马列主义的字句，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于是，他在会上反问凯丰：“你读过《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凯丰哑口无言，因为他根本没有看过《孙子兵法》。
会议决议
(1) 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 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之后，洛甫在党中央负总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党的政治领导主要由毛泽东负责。邓小平曾经指出：“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但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
1935年2月5日，红军一渡赤水米到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呜三省，洛甫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3月11日，红军在三度赤水途中，中央在遵义县的苟坝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一战争环境中，它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进一步巩固，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遵义会议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至此才大体完成，从而使红军赢得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巨大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建立，对当时的领导核心来说，有一个认识与加深理解的过程，随着革命的发展与不断实践而为全党所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