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从人类在这70万年当中的整体趋势来看，人类的身体素质下降速度和智力提升速度几乎是呈正比的...............
在远古时代，作为杂食科灵长类生物的人类祖先表示，我们只吃水果，树皮，昆虫和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就能把现代人摁在地上打成西红柿.............【银背黑猩猩发来贺电，表示和他们相比你们还只是战5渣之一】
在石器时代，提着木棒就跑去狩猎猛犸象的家伙表示.............他们一个能打你10个..........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类整体身体素质在飞速下滑？
其实就是生物本身的竞争性在作祟。
疾病，天敌，饥饿，内斗和狩猎造成的巨量伤亡，在维持生物种群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数量的同时，也是在不断地进行筛选，把体弱的，不适应饥饿的，无法从容易得到的食物中获取营养的，体能差的全部除去，剩下的全部是皮糙肉厚，经久耐用，非常耐艹的玩意儿............
但是，从第一只古猿站起来，用双手拿起木棒揍翻它的倒霉同类或者某只不幸地掠食者的时候。人类就脱离大自然的掌握了..............
不断地工具使用，狩猎技巧的发展，熟食的诞生。在提高了人类存活率的同时，也让原本绝对不可能活下去的孱弱同类得到了生存的希望。换而言之，他们的DNA和致命基因就能得到延续和扩散..........
但是，反过来说，寿命地延长就意味着经验积累的加速和智力开发程度的提升，而使用脑力劳动的高智商个体也能把他们的优良基因延续和传播下去............
疯狂扩张的人类数量和工具能力在消灭天敌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类不再需要纯粹地肉体力量去狩猎和应对捕食者，反而一举翻身为食物链的最顶端........哪怕是体质相对孱弱【嗯，估计也比现代特种兵强不止一倍】的个体也能凭借长矛和弓箭战胜野兽。得以存活。
而在更为长期的古代，或者我们称之为工业前时代。农耕的发明和家畜地出现，进一步养刁了人类的胃，同时，充足地营养和稳定地食物收入，也进一步弱化了人类的体能。
但是，稳定的食物收成和农耕，也带来了文明和社会的形成，城市的出现，让人类更加远离了体力劳动，进一步地提升了脑力和技巧的锻炼。
而稳定的文明带来的是知识的广泛传播，高智力人群的交流增加，人类平均寿命的提升，经验积累的加速等等有利BUFF。
而当古代文明的巅峰造物：科举【或者类似的东西】的出现后，导致更多的无法通过体力劳动养活自己的“进化LOSER”们可以靠着进一步开发大脑和智力生存。【背诵和理解，还有思考是开发智力的主要手段，虽然它本身不怎么有用，但是这份智力会随着DNA而延续下去】
但是，悲剧同时发生，不得不说，等价交换是世间的真理之一............他们孱弱的身体遗传码也被同时流传下去.............
而这种趋势随着系统医学的出现更加加剧了。
为什么我们好奇古人大规模的近亲结婚居然没有频发遗传病？因为，含有致病的隐形因子的家伙统统因为落后的医学治疗无效死翘翘了..........剩下的都是不含这个因子的或者只是单项隐性因子，如果不是遇到另外一个同样倒霉含有该因子的，基本上很难再出现遗传病，而且出现了也很难活下去.......
医学出现后，进一步提高了人类的DNA选择范围，增加了平均寿命，但是也让更多的孱弱DNA和要命的玩意儿一同随着遗传而扩散下去...........
当工业**出现之后，这个趋势达到顶峰。
过度膨胀地生产力让人类进一步地解放了体力，也进一步的大幅度提升智力的比重。人类开始通过更加密集地智力劳动替代体力劳动。而基于生物本身的选择性来说，更加容易获得更高社会地位，占有更多社会资源的高智力人群显然成为主流，而只能从事繁重体力劳动而且得不到相应报酬的高体力人群逐步沦为淘汰的存在............
人类开始更加注重知识，教育，智力而不是身体素质，因此，拥有高素质身体的人群迅速缩小数量和待遇。他们的成活和遗传就变得更加不稳定和弱小.........
当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情况彻底抵达一个危险的极限。
过量的营养，各种抗生素，发达的医学，走向自动化和技术化的工业几乎将自然界为了保持生物种群稳定和基础素质的措施破坏殆尽。
带来的就是更加迅速地体质下滑..............
而拥有高质量身体的人种沦为世界的边缘和贫困户，而体质衰弱，饱受肥胖症和各种古怪病症困扰的人种却成为发达国家。享有更高的待遇。
因此，在整个种族的身体素质整体下滑状态下的现代人并不是只要吃得好，就比你的祖先的身体素质强的。
因为，并非是他们吃得差，而是你的胃口已经被养刁了，你无法再从食物当中获取足够的营养，你的消化能力和耐受力的退化让你必须食用更加容易吸收和高能量的食物才能够获得成长。
而最为直接的一个证据就是你肠道的退化.........现代人的肠道远比古代人要短一些，而且它的末端和内部的褶皱也比古代人更少。尤其你的盲肠退化为无用器官，进一步证明你已经无法消化某些食物成分。
何况说，现代人需要通过特别的训练才能够喝生水，吃半熟乃至生肉【特种部队训练的重要一环】而古人却是经常性地喝生水和吃一些我们看来吃下去铁定要命的玩意儿
在整体素质下滑的时代，你再怎么选拔也不过是矮个里面挑高个儿.........
要记住，3年的训练是绝对不可能抵消3000年来人类身体素质的退化趋势的......
我希望提请大家注意两种类型自由的某些不同，这是一件全新的尝试，人们迄今尚
未注意到这些不同，或者，至少还没有充分讨论这些不同。第一种类型的自由是古代人
十分珍视的自由，第二种则是近代民族视为弥足珍贵的自由。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的
探讨从两个角度看都会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的混淆一直在我们中存在。在著名的大革命时期，它是
许多罪恶的肇因。法国被一些毫无益处的实验折腾的精疲力竭。这些实验的始作俑者由
于缺乏成功而懊恼，于是力图强迫法国享受她不愿享受的好处，却不让她享受她希望享
受的好处。
第二，我们那场幸运的革命（尽管它有诸多过分之处，我仍称之为幸运的，因为我
将注意力集中在它的后果上），呼吁我们享受代议制政府的好处。然而，我们会惊奇且
有趣地发现，为什么这种我们今天赖以庇护自由与和平的唯一的政府形式却全然不为古
代自由民族所知。
我知道有些作者声称从古代的民族中——从古代斯巴达共和国，或从我们的祖先高
卢人那里——发现这种制度的渊源。
但他们是错误的，斯巴达政府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贵族政府，而不是代议制政府。国
王的权力受到某些限制，但只是五长官团长官（ephors）的限制，而不是那些肩负使命
——类似今天选举赋予我们自由的保卫者的那种使命——的人的限制。诚然，五长官团
的长官尽管最初由国王设立，却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
但他们只有五人。他们的权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他们甚至分享政府的
管理权，即行政权力，因此，像古代共和国几乎所有受人拥戴的执政官的权力一样，他
们的特权不纯粹仅是阻止暴政的屏障，它本身变成某种不可忍受的暴政。
高卢的政权与某政党希望为我们恢复的那种政权颇为相似。它既是神权的，又是好
战的。牧师享有无限的权力。军事阶层或贵族明显拥有专横的压迫性特权；人民没有任
何权利与保障。
在罗马，护民官在某种程度上有代议制的使命。他们是平民的喉舌，寡头政治——
这种制度在所有时期都是相同的一在推翻国王的过程中将这些平民置于严苛的的奴隶制
之下。不过，人民直接行使相当多的政治权利。他们集中在一起对法律投票，并对那些
遭到控告的行政官作出判决：因此，罗马仅有代议制度的微弱痕迹。
这一制度是现代人的发现。而且，先生们，您将会看到，人类在古代的条件不允许
这种性质的制度的引人或设立。古代的民族既不可能感到对它的需求，也不可能欣赏它
的价值。他们的社会组织引导他们欲求一种与代议制度赋予我们的自由截然不同的自由。
今天晚上的演讲将集中向诸位展示这一事实。
首先，先生们，请问一下您自己，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
一个美国公民今天所理解的“自由”一词的涵义是什么？
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由是只受法律制约、而不因某一个人或若干个人的专断意志
而受到某种方式的逮捕、拘禁、处死或虐待的权利，它是每个人表达意见、选择并从事
某一职业、支配甚至滥用财产的权利，是不必经过许可、不必说明动机或事由而迁徙的
权利。它是每个人与其他个人结社的权利，结社的目的或许是讨论他们的利益，或许是
信奉他们以及结社者偏爱的宗教，甚至或许仅仅是以一种最适合他们本性或幻想的方式
消磨几天或几小时。最后，它是每个人通过选举全部或部分官员，或通过当权者或多或
少不得不留意的代议制。申诉、要求等方式，对政府的行政行使某些影响的权利。现在，
我们将比较这种自由与古代人的自由。
古代人的自由在于以集体的方式直接行使完整主权的若干部分：诸如在广场协商战
争与和平问题，与外国政府缔结联盟，投票表决法律并作出判决，审查执政官的财务、
法案及管理，宣召执政官出席人民的集会，对其指责、谴责或豁免。然则，如果这就是
古代人所谓的自由的话，他们亦承认个人对社群权威的完全服从是和这种集体性自由相
容的。你几乎看不到他们享受任何我们上面所说的现代人的自由。所有私人行动都受到
严厉监视。个人相对于舆论、劳动、特别是宗教的独立性未得到丝毫重视。我们今天视
为弥足珍贵的个人选择自己宗教派别的自由在古代人看来简直是犯罪与亵渎。社会的权
威机构干预那些在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的意志。在斯巴达，Therpandru
s不能在他的七弦竖琴上加一根弦，以免冒犯五人长官团的长官。而且，公共权威还干预
大多数家庭内部关系。年轻的斯巴达人不能自由地看望他的新娘。在罗马，监察官密切
监视着家庭生活。法律规制习俗，由于习俗涉及所有事物，因此，几乎没有哪一个领域
不受法律的规制。
因此，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
却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
监视与压制；作为集体组织的成员，他可以对执政官或上司进行审问、解职、谴责。
剥夺财产、流放或处以死刑；作为集体组织的臣民，他也可能被自己所属的整体的
专断意志被夺身份、剥夺特权、放逐乃至处死。与此相对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
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他的主权
是有限的，而且几乎常常被中止。如果他在某些固定、偶尔的时候行使主权的话（在这
些时候，也会被谨慎与障碍所包围），更经常地则是放弃主权。
先生们，我必须在此时稍停片刻，来预先考虑人们可能对我发出的责难。在古代有
一个共和国，那里，集体机构对个人存在的奴役并不像我刚才描述的那样彻底。这个共
和国是十分著名的：你们会猜出我在讲雅典。我将在下文讨论雅典、我将承认这一事实，
并揭示其原因。我们将会看到为什么在所有古代国家中，雅典与现代国家最为近似。除
雅典外，在所有其他地方，社会的管辖权都毫无限制。正如孔多塞所言，古代人没有个
人自由的概念。可以这样说，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与传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制。同样
的服从情形亦可见于罗马共和国的黄金时期。那里，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公
民被城市所吞没。
我们现在将追溯古代人与现代人之间这种本质区别的根源。
所有古代的共和国都局限于狭小的领土上。它们之间人口最多、最强盛、规模最大
者也无法与最小的现代国家相提并论。
狭小疆域的一个必然后果就是，这些共和国的精神是好战的。
每个民族无休止地攻击其邻国或被邻国攻击。这样，被彼此对抗的必要性所驱动，
它们不停彼此战斗或彼此威胁。那些没有征服野心的国家也不可能放下武器，以防止它
们自己被征服。
所有国家都不得不以战争为代价来换取它们的安全、独立以及存在本身。这就是古
代自由国家永恒的兴趣或者说几乎是习惯性的关注。最后，作为这种生存方式的另一个
必然的结果是，所有这些国家都有奴隶。手工劳动的职业（在某些国家甚至包括工业职
业）都委托给带镣铐的人。
现代社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今天，最小的国家也比斯巴达或存在
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大得多。由于启蒙思想的发展，就连欧洲分裂为众多国家也更多是
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真正的事实。过去，每一民族形成一个孤立的大家庭，它是其他
民族家庭的天然敌人；今天，在不同名称与社会组织下生存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在本质上
是相当同质的。他们已强大到足够的程度，不必恐惧蛮族的游民。他们也文明到足够的
程度，来发现战争是负担。他们的一致倾向是和平。
这一不同导致另一不同。战争的出现先于商业。战争与商业只不过是实现同一目标
的两个不同手段——这个目标就是得到自己欲求的东西。简单他说，商业是希望占有的
人对占有者缴纳的一种贡赋。它是一种征服行为，是以相互同意的方式征服一个人无法
希望以暴力方式得到的东西。一个永远是强者的人决不会接受商业这一概念。是经验引
导他诉诸商业。经验向他证明，战争，即运用自己的强力反对其他人的强力，使他可能
遭遇形形色色的障碍与失败，而商业则是求得他人权益符合自己适当权益的一种较为温
和但较为确定的方法。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冲动，而商业则是计算。这就意味着，一个商
业代替战争的时代必然会到来。我们已经到达了这一时代。
这并不意味着在古代没有贸易民族。但是，这些民族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种例外，
而不是通则。这次讲演的篇幅不容许我详细阐释所有遏制商业进步的障碍。诸位和我一
样，对此十分了解。我将仅仅提及其中的一种障碍。
古代人对罗盘仪的无知意味着古代的航海家必须永远在海岸附近航行。穿过海格立
斯柱，即直布罗陀海峡，被认为是最勇敢的探险。最善于航海的腓尼基人与迦太基人也
只是在很晚的时候才进行这种探险，他们的行为在很长时间没有模仿者。在雅典人中—
—我们将马上论及他们——航海企业支付的利息达百分之六十，而现在只有百分之十二：
这就是远距离航海的想法在当时显得多么危险。
此外，先生们，如果我允许自己离开目前的论题——不幸的是，这将是冗长的，我
将详细描述古代贸易民族的风俗、习惯以及它们与其他民族贸易的方式，并以此向诸位
展示：古代贸易民族的商业本身浸透了时代的精神，浸透了笼罩在这些民族周围的战争
与敌对的气氛。那时，商业是一种幸运的意外，而在今天，它是正常状态，是所有国家
的唯一目标、普遍趋势与真正的生活。这些国家要求安定，要求舒适，要求能够提供舒
适的工业。战争愈来愈不再是满足它们愿望的有效手段。战争的危害为个人提供的益处
再也无法与和平的工作与有规则的交换所产生的后果媲美。对古代人而言，一场成功的
战争既增加私人财富，也增加公共财富，增加他们所分享的奴隶、贡赋与土地。而对现
代人而言，即使一场成功的战争，其代价毫无疑问会超过其价值。
最后，由于商业、宗教以及人类道德与知识的进步，欧洲各国已不再存在奴隶。自
由人必须从事所有职业，提供社会的所有需求。
先生们，这些不同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的政治重要性相应降低。在斯巴达与罗马，
即使最卑微的公民也有权力。而英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普通公民却并非如此。他的个人
影响仅是决定政府方向的社会意志之难以察党的组成部分。
第二，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而造成的所有闲暇。如果
没有雅典的奴隶人口，2雅典人决不可能每日在公共广场议事。
第三，商业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不断行使政
治权利，日复一日讨论国家事务，争议，商谈，派别斗争的所有环境与运动，必要的鼓
动：可以这样说；古代民族的生活被强制性地充满了这些必须履行的职责。对古代民族
而言，没有这些职责，他们就会在无所事事的折磨下痛苦不安。而对于现代民族而言，
这些职责只会造成困扰与疲倦。在现代民族，每一位个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思考、自己的
事业。自己得到的或希望得到的快乐。他不希望其他事情分散自己的专注，除非这种分
散是短暂的，是尽可能少的。
最后，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商业在没有权威干预的情况下提供了人
们的需求，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权威的干预几乎总是——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说“几乎”，
这种干预实际上总是——令人困扰与窘迫的。每一次集体权力希望干涉个人思考，它便
侵扰思考者。每一次政府声称为我们做事情，它都比我们自己做更无能、更昂贵。
先生们，我说过，我会回到雅典这一题目上来，雅典的例子也许会被用来反驳我的
某些论断，但实际上，它将印证我的所有论断。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所有古希腊的共和国中，雅典与贸易的关系最为密切：
因之，它容许公民享有比斯巴达与罗马大得多的个人自由。如果我可以进入历史细节讨
论的话，我将会向诸位展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若干区别。
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芝诺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
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阿提卡大陆运走，放在列岛的岛屿中。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
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请注意他们的习俗如何与我们的习
俗相似。假如我再次引用芝诺芬的话，诸位将会看到，丈夫在处理与女人的关系时，每
当家庭充满和平与庄重的友谊时便会心满意足。他们体谅无法抵御自然之强大力量诱惑
的妻子。他们会在无法抵御的激情的力量面前闭上眼睛，原谅妻子的第一次软弱，忘记
其第二次软弱。在他们与陌生人交往时，我们会看到他们将公民权利扩展到每一个人，
只要这个人携带家庭，迁徙到他们中间，兴办某种贸易或实业。最后，我们将会为他们
那种对个人独立的超乎寻常的挚爱而震惊。
一位哲学家尝言，在斯巴达，当执政官传唤时，公民会加快脚步；
而一个雅典人如果被视为依附于执政官，他会感到绝望。
不过，由于决定古代民族特征的其他外部环境也存在于雅典，由于存在奴隶人口以
及领土极度狭小，我们在雅典也发现古代自由所特有的特征。人民制定法律，审查执政
官的行为，宣召伯里克利解释其行为，判处指挥Arginusae战争的将军们死刑。
与此相似的，还有陶片放逐法那种充满法律任意性的制度。雅典时代所有立法者都
赞美这一制度，而我们却恰当地将它视为一种令人憎恶的罪恶。这一制度表明，在雅典，
个人隶属于社会整体的程度远远超过今天欧洲任何自由国家。
从我们上面的描述中可以得出，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
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力。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
在古代，每个人分享国家主权决不仅仅像我们今天那样是一个抽象的假定。每一位个人
的意志都有真正的影响：行使这种意志是一种真实的、不断重复的乐趣。惟其如此，古
代人随时准备作出许多牺牲，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以及分享管理国家的权力。每个人
都因为自己的投票具有价值而自豪，他们从这种个人重要性的感觉中发现巨大的补偿。
这种补偿对于今天的我们已不复存在。个人淹没在广大民众之中，他几乎从来感觉
不到自己的影响。他个人的意志也不会给整体留下任何印记；在他自己的眼中，没有任
何东西可以证实他自己的合作。
因此，行使政治权利为我们提供的乐趣仅仅是古代人从中发现的一小部分。但是，
与此同时，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商业趋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却无限扩展并丰富
了个人幸福的手段。
于是，我们必然会比古代人更为珍视我们的个人独立。对古代人而言，当他们为了
政治权利而牺牲个人独立时，他们是以较小牺牲换取较大所得；而我们如果作出同样牺
牲，我们便是以较大损失换取较小所得。
古代人的目标是在有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
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
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
我在演讲一开始便说过，在我们那场旷日持久且充满风暴的革命中，不少怀着良好
意愿的人们由于未能分清这些区别，引发了无限的罪恶。但愿我对他们的谴责不会过分
严苛。他们的错误本身是情有可原的。当一个人阅读古代那些优美的文字时，当一个人
追忆古代那些伟人的行动时，他不可能不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特殊冲动，任何现代的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