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和理解

文章作者：[大宝·韦]新文化运动距今已经八十多年了，虽然短短八十多年的时间，但其间发生的事件却远远超出了其所承受的历史容量：军阀割剧、世界大战、国内战争、王朝更迭，以及大大小小的各类政治运动。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却并未因此减弱，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不断赋予了新的理解与意会，直至今天还保待着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但这样不可避免会出现另一种情形，就是其运动内涵会被无限止的扩充与修改，所以就有必要对其几个基本点进行澄清与说明。一、研究新文化运动不能忽视晚清的时代背景。我们通常谈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一般会以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为起点，如果还要往前推的话，顶多是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为上限。而说到时代背景，大概谈到多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北洋政权。可是真正代表中国近世思想巨变的晚清思想，却被划到另一个时间段里，不为新文化运动研究者所重视，即或有人提及，也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补充材料附于骥尾。这样的结果是，新文化运动可能会被当作一个横空出世的事件孤立起来看，缺乏整体感。说到晚清思想，当首推康、梁。1891年，康有为经过一番对周秦、西汉的书籍考辨后，对中国千百年来奉若神灵的学术经典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于是举今文学之大纛，最终得出“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的结论，也就是说汉学非汉学，乃新莽一朝之学，是新学；宋人所尊的经典，也非真经，而是伪经。这便是闻名天下的《新学伪经考》，其说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语，成为近世疑古思潮之滥觞。可是康说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今古文之争，其主要目的却是为维新变法服务，所以往往会比附西学。这一点在其后的《孔子改制考》表现得更是直截了当，他把孔子认作是“托古改制”的教主，引申为耶稣基督，故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康氏之尊孔，并不以孔子之真相，乃自以所震惊于西俗者尊之，特曰西俗之所有，孔子亦有之而已。”康弟子梁启超，大张康学，“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体无完肤。”也是一派今文学家的面孔。可是梁自三十以后，却同康出现分歧，并绝口不提“伪经”、“改制”，而是大谈“民权”、“新民”等西方学说，并倡“共和”，其“少年中国”之说，更是影响甚众，蒋梦麟就认为“梁启超在介绍现代知识给年轻一代的工作上，其贡献较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大”，所以梁称自己虽“不敢自谓能开风气也，然窃有志焉”。所以说中国近世思想之变，盖自康、梁始，新文化运动受其影响，无庸置疑。其他如章太炎、林纾、严复等人的思想也在各自领域绝大地开启了一代人的思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再去体会“白话文运动”，以及“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和“大禹是一条虫”的言论，就不难理解了。二、了解新文化运动，宜从细微处入手。我们通常面对新文化运动时，往往会举其大者，谈的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却淡化了一些微小细节，有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记。比如胡适最先提出的是“文学改良”，到了陈独秀那里则成了“文学革命”；胡适最初认为“狭义之典，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而钱玄同则义正言辞地表示“凡用典者，无论工拙，皆为行文之疵病”。这些细微处的分岐经常会被认作是“细枝末节”，不为人重视，就连当事人也认为无碍“新文化运动”的大方向，用一些“启我甚多”“惠我良多”等客套话蔽之，而恰恰正是这些貌似可以忽略不记的分岐最终导致了以后新文化运动阵营的分裂。奇怪的是，一些人最初的见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反而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怪异、激进的行为却得到喝彩，以致于“反传统”成为主流。三、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也有不同认识。胡适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历史演进到今天，相应地文学也应发生变化，所以“白话文文学”当之无愧地就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在“新文化运动”风潮中诞生的《新潮》杂志，其英文刊名为“Renaissance”（文艺复兴），可以看作是北大学生对“新文化运动”的另一种理解。而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则认为中国文学变迁实则是“言志”文学与“载道”文学两股潮流依次更迭的演进过程，“新文化运动”可以看作是明公安竟陵的合流。凡此种种，说明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们最初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目标，而是各自为阵，以各自的理解投入到运动大潮中，这样就为日后的分岐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