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2013年的“彩礼地图”,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为1万元礼金加“三金(金镯子、钻戒、钻石项链)”,花费大约为3万元。也就是说,4年时间里,即便不加入买房买车的花费,河北省的平均彩礼也增长了2—5倍。
调查发现,这种现象同样发生在河南、山东、贵州、陕西、甘肃等地,而且表现出“越是贫困地区,越出现高价彩礼”的特点。4年来,贵州的彩礼由2万元礼金加电器上涨为8.8万元礼金加“三金”；陕西由3万元礼金加“三金”“三银”上涨为10万元礼金加“三金一动(动指的是汽车)”；甘肃一些农村地区的礼金则疯涨为18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一线城市的彩礼涨幅存在差异。4年来,北京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礼品上涨为20万元加一套房；上海市的彩礼保持不变,维持在10万元加一套房；广州市的彩礼由1万元礼金加“三金”上涨为总价值5万元的彩礼。
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彩礼情况差异也比较大。在新疆,维吾尔族姑娘对结婚首饰(耳环、项链、手链、戒指)更为看重,礼金可以商量,大体3万元到10万元不等；当地汉族男性结婚则需要20万元的礼金加一套房子(男女各付一半,或者男方买房、女方买车)。4年前,新疆的彩礼还是8888元礼金加双份礼品。在西藏生活的藏族男子无疑是幸福的,因为他们娶新娘不需要送礼金,只需要送数量不等的牦牛(8000至1万元一头)、羊或者汽车就行。
经过调查,在彩礼上涨的区域里,西部地区彩礼高于东部和南部地区,贫困山区彩礼高于城郊村。
天价礼金的原因：男多女少、盲目攀比
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各地彩礼数额差异大,但大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在不断走高,“儿子娶媳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仍然普遍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天价彩礼”的存在?
“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适婚人群男多女少,导致女孩物以稀为贵。”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认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超声波技术兴起并开始用于生男生女的检测,让长期存在的男孩偏好有了技术基础,导致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持续走高。与此相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彩礼在农村兴起,并且呈现逐年增长趋势。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分析,农村本来就是男多女少,随着城市化发展,女孩开始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更加剧了农村女孩的稀缺。在一些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很多女性即便无法嫁进城市,也希望嫁给当地经济条件好的男性,女方家长则希望借彩礼改变自身经济状况,也助推了“天价彩礼”的出现。
“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功利性、互相攀比的社会心态也是重要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吴国宝认为,攀比之风既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产物,又和很多人现在功利性过强、讲面子、讲排场、希望一夜暴富等浮躁的社会心态有关,同时让一些职业媒婆有了“两头通吃”、漫天要价的市场。
“很多人因为付给别人天价彩礼,就想着通过收受天价彩礼来补亏空,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蔡劲林分析道,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农民既是“天价彩礼”的受害者,同时又是施行者。
“当彩礼逐渐成为一种敛财手段,实质上与买卖婚姻相差无几,由此导致有情人难成眷属、因婚致贫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发生。”崔树义表示,越来越多的穷人娶不起媳妇,或者为了娶媳妇弄得“全家返贫”,光棍村不断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价彩礼”已经成为一种应当及早加以消除的社会陋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