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交流思想的地方有三处：一曰教堂，二曰沙龙，三曰咖啡馆。
教堂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聚会场所。虽然许多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还保留着每周去教堂礼拜的习惯。但是，现代生活，使很多年青人都难以适应这一传统。再说，除非找神父忏悔，在上帝面前说话，也太严肃、太拘束了。但是，时至今日，仍有许多人到教堂去，特别是退休老人，除做礼拜外，还可以听音乐会，参加社区活动。
“沙龙”一词源于法文的译音，原意是指贵族家的客厅。封建时代，沙龙曾是达官显贵们进行社交和谈情说爱的地方。在沙龙中，更多的是附庸风雅、钩心斗角，几乎谈不上什么真正的交流思想。而现代社会，沙龙作为交流思想的场所发展了，并且已从西方扩展到东方，但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脱附庸风雅人士聚会之嫌疑。至少，它是属于文人雅士们的，与普通老百姓无缘。
而咖啡馆则与上述两者不同，对于法国人尤甚。列翁·都德被誉为对巴黎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他曾言，咖啡馆较之沙龙更是法国人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地方。
在法国，咖啡馆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它是属于每一个法国人。那是每一个法国人，包括街头流浪汉都可以花上几个法郎就有权利去的地方。因此，它比沙龙更具普遍的意义。咖啡馆对法国人来说一直是生活中最熟悉、最亲切的角落。
在巴黎时，我常去梅尼尔蒙当街区拜访一位法国朋友，并同他一起在附近一家小咖啡馆里小坐聊天。小咖啡馆坐落在比利牛斯街的一个街角上，空间狭小，环境阴暗，但小桌小椅收拾得干干净净，端上的咖啡总是又浓又香。
老板一家与我的朋友非常熟，同时也熟悉这片街区的所有老住户。老板娘告诉我，30多年来，她看着我的朋友长大，了解他的许多事情，包括小时候调皮倒蛋、与小伙伴们一起干的许多傻事。
朋友介绍说，在这片街区居住的多为普通市民，主要是小店主、小职员、教师、工人等。工作之余，他们到此与同伴们边饮边聊，海阔天空，意趣相投，不存在社会等级、地位之分。有人专僻静角落，桌上一杯咖啡或一杯红酒，孤坐独饮。也有人清晨赶在上班办事之前，在吧台前站着昂脖一饮，然后行色匆匆离去。傍晚，特别是晚上九点以后，客人则比较悠闲，或要一杯椰子酒，或要一杯啤酒，从容不迫。有的顾客，兴致所至，投币点播机，点一支喜爱的歌曲，一边饮酒抽烟，一边聆听歌曲。
小咖啡馆是社区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们欢乐时来，忧郁时也来；有人带着初恋的欢欣，也有人怀着失恋的痛苦。男人女人，有欢声笑语的，有忧郁落泪的，有缄默不言的，有放荡不忌的，芸芸众生，形形色色。而小咖啡馆的店主通常都见多识广，待人接物适度有节，给人以一种信赖感。他们既会为乐者助兴，也懂得宽慰忧者。
老板娘和朋友的这几句平平常常的话，一语道出了遍及法国大街小巷这么多小咖啡馆的特点。
除此之外，从巴黎到外省，从闹市到僻静的小巷，从大都市到小村镇，到处都有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咖啡馆：有上流社会式的，也有乡村式的；有知识型的，也有艺术型的；有热烈的，温文尔雅的，也有平和的，或者抑郁的。许多咖啡馆还都有露天咖啡座。在不同时间进入不同的咖啡馆，可看到各式各样、变化万千的景象,从中可获得丰富、多样的体验和感受。咖啡馆可以说是法国社会的缩影，真切地反映出了法兰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火花是从咖啡馆中迸发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发源于启蒙学者们在咖啡馆的高谈阔论，并由此向全世界传播。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学者们就是在“普罗科普咖啡馆”里决定，以人文和科学精神向中世纪神学和蒙昧传统挑战。而1789年，“打倒暴君！捣毁巴士底狱！”的号角，也是从咖啡馆里吹响的。
在巴黎，“普罗科普咖啡馆”具有其他咖啡馆无法企及的光荣历史，它招待过法国摄政时期的名流贵妇人，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政治家丹东、罗伯斯庇尔，复辟时期的浪漫派诗人缪塞。它还见证了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同诗人缪塞和音乐大师肖邦的爱情故事。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和福楼拜，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和魏尔兰等，都曾是这里的常客。
“普罗科普咖啡馆”几经荣衰，历经坎坷，今天依然存在，它坐落在巴黎草地圣日耳曼街区一条狭窄、阴暗的小街上，迎来送往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公子小姐、文人墨客。它既未扩大，也无意在别的街区、别的城市开设分店。它风貌不改，成了巴黎的文化遗迹之一，是游客们吊古幽思的好去处。因此，游客不断，它的生存自然不成问题。
当然，咖啡馆的政治全然不同于贵族沙龙或歌剧院包厢的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保皇派也曾聚集在咖啡馆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革命家马拉对此非常不满，曾一度想取缔咖啡馆。幸亏他没有这么做，否则，这将是法国咖啡馆历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法国人毕竟比中国人蠢笨一些，竟然没有想到把“莫谈国事”的警告贴在咖啡馆的墙上。因此，政治在法国咖啡馆里可以说是任意泛滥，毫无窒碍。
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我听过疯子的政治演说和流浪汉的哲学批判。前者列数一大串法国各政党领袖人物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无可辩驳地指出，这些政客无一不是败类。后者则对亚历士多德、笛卡尔、黑格尔、马克思、尼采、罗素、存在主义及其社会影响逐一批驳，并且得出结论：所有这些哲学家及其主义都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假东西，唯独他这个堂堂正正的流浪汉，才是真正的哲学家，真正信奉其本人的哲学理论和主义，而且言而有信，身体力行。
两位仁兄不约而同，在不同的时空中，给我上了两堂别开生面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课。恭听完毕，获益匪浅，我算是多少理解了咖啡馆里的政治风云，也进一步明白了自由的含义。
据说，第二帝国时代，法国政治家甘必大曾在咖啡馆里联络新闻界朋友和其他同志，共同拥立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治家克莱门梭曾活跃在蒙马特尔高地的咖啡馆中，与文人画家们相交甚欢，并因此而赢得各界社会进步人士青睐，荣登法国总统宝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德国盖世太保严加控制，但是，巴黎和各大城市的咖啡馆仍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抵抗运动的首要联络点，法国人之善于周旋和不乏精明，由此可见一斑。
在现代社会里，咖啡馆早已没有旧时代的政治密探了，与此同时，咖啡馆政治也式微了。现今法国咖啡馆，从政治上说，已成为小老百姓发泄不满和牢骚的地方。当代政治家所看重的是竞选集会、电视、广告、广播和网络等现代传媒，对其先辈们所喜欢的咖啡馆，已不再情有独钟了。在咖啡厅中，灯光或明或暗，烟雾缥缈，让人产生幻觉。咖啡芳香浓郁，气氛优雅浪漫，使人的心灵和感官更加敏锐。因此，咖啡馆成为情侣们偏爱的地方。也有人在咖啡馆中从陌生到相识相知，乃至相爱。
有一首法国歌曲，歌名为“三只鸽子咖啡馆”，叙述了一个发生在咖啡馆的爱情故事：一对互不相识的男女主人公，经常光顾“三只鸽子咖啡馆”，多次相遇，面熟却不相识。冬日中，他们几经犹豫，终于坐到同一张桌子上，聊起了天，从生活琐事，到文学鉴赏，从哲学理论，到人生见解，他们渐渐无所不聊。他们发现彼此是那么相似，兴趣是如此相同。两颗孤寂的心跟着一个节拍跳动，他们不用相约，每天准时在咖啡馆见面。一个晴朗的日子，他们从室内移到室外的露天咖啡座，沐浴和煦阳光，观赏前面小广场上人来人往。有时，他们还一起走到大街小巷中，边散步，边交谈。不知不觉，俩人已情投意合，但谁也没有道出自己的真情。春天来临，分离时刻也随之而来。不知为什么，一天，姑娘没有再来，小伙子突然感到怅然若失。他多次回到咖啡馆，整天守望，但是姑娘未再出现。几个星期过去了，小伙子已不再盲目地守望。他又恢复了往日的习惯，还是每天，在那个特定时辰，来到咖啡馆里小坐。他解脱了这段情爱吗？他是否一边思念逝去的美好时光，一边仍然期待着、梦想着？
这一爱情故事，在巴黎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只能算一次普通的邂逅，只是缠绵悱恻的旋律和近似悲剧的结局叫人伤感，难以释怀。
当然也有皆大欢喜的故事。我认识的一对法国夫妻。丈夫叫热罗姆，妻子叫安娜。一次，他们手指着拉丁区圣米歇尔大街街角一家咖啡馆告诉我。当初，他们就是在那儿相识、相爱并缔结良缘的。他们有两个孩子，男孩叫路易，女孩叫玛丽。他们还告诉我，像他们这样的故事数不胜数。
在咖啡馆结识朋友，法国人习以为常。新老朋友见面，多半也会找一家咖啡馆相约碰头，要上一杯咖啡或别的饮料，悠然自得地谈生意，叙友情。咖啡馆中约会，咖啡一杯，颇有中国古人所称道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味道，所不同的，只是以咖啡代清茶。
当年法国求学之时，一天学校意外停电，国际法教授阿兰·坡列灵机一动，即率全班学生赴邻近咖啡馆，将课堂移至公共场所，为每位同学点上一杯咖啡，在浓香扑鼻的咖啡味中，继续上完中断的课程。而咖啡馆就座的其他客人，好奇地观赏这一幕，未有任何清静被干扰的表示。这真是一堂非常有趣的法律课。一部法国文学史是以咖啡馆的故事为源头的。“白绵羊咖啡馆”是巴黎最古老、高贵的咖啡馆，也是寓言作家拉封登、诗人布瓦罗、喜剧作家莫里哀和悲剧作家拉辛同朋友聚会的地方。街头浪子兼街头诗人弗朗索瓦·维龙常常出没于“三棵稻穗咖啡馆”。
巴黎许多咖啡馆因文学艺术而闻名于世，它们主要分布在三个街区，即蒙马特尔高地，塞纳河左岸的草地圣日耳曼和蒙巴那斯。
在蒙马特尔高地上，最著名的是灵兔咖啡酒吧。它在圣心教堂后面，外表并不起眼，一道木栅栏围着一幢低矮的两层楼房，酷似一座农家小院。然而，它在20世纪初却是法国文学和艺术革命的发源地。许多流派诞生于此。当年，每逢夜幕降临，毕加索、马克斯·雅各布、阿波利耐尔、弗朗西斯·卡尔果、罗兰·多尔杰莱斯等许多年青画家和作家便会光临此地，消磨漫漫长夜。
在一群身无分文、喜爱热闹的青年艺术家中，毕加索是最沉黙寡言的人。连他，也不愿意孤独一人待在自己的画室里，他经常到这里来，坐在一帮充满生气的青年中，听他们高谈阔论，吟诗作赋，从中积累生活素材、汲取创作灵感。马克斯·雅各布、卡尔果和多尔杰莱斯是活跃份子，他们高兴起来，兴致所至，甚至登上酒桌、吧台，高声朗诵诗歌，歌唱巴黎民谣和自己编的歌曲，其中不少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
在蒙马特尔高地，这批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构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时人们只要一谈起艺术，就会说：“到高地去！”。因为，在高地上，有毕加索、乌特里洛、凡·东更和马克斯·雅各布等一群灿烂的艺术之星。梵高也曾在高地留连，探索他的艺术道路。
蒙马特尔高地还是法国现代流行歌曲的摇篮。《国际歌》的作者欧仁·鲍迪埃、《樱桃时节》的作者克莱门以及阿里斯蒂德·布吕安都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开始创作歌曲的。特别是阿里斯蒂德·布吕安，他一直在高地的咖啡馆中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以他黑礼帽和红围脖的反叛形象，开创了流行歌曲反叛布尔乔亚社会的传统，堪称法国现代流行歌曲的鼻祖。
灵兔咖啡酒吧至今仍保持着它往日朴实无华的风貌。在那儿，客人们仍可以聆听曾经激荡几代法国人心灵的老歌。
塞纳河左岸的草地圣日耳曼是文人墨客聚居的街区，以它众多的小巷和文学咖啡馆著称。“花神”咖啡馆、“丽普”咖啡馆和“双愚人”咖啡馆是其中最有名的。各个文学流派的作家分别在这些咖啡馆里聚会。
20世纪20-30年代时，阿拉贡、纪德、马尔罗、阿波利耐尔、法格等法国作家和诗人经常出没于“丽普”和“双愚人”咖啡馆。法格是个巴黎通，他曾徒步走遍巴黎的大街小巷，并写了一本《巴黎步行者》。他在书中评论说，只要在草地圣日耳曼的咖啡馆喝上一杯咖啡，就可以大致了解巴黎文学界一天的生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文学活跃，此风更盛。萨特、西蒙娜·德波伏瓦、加缪等人另辟天地，在邻近的“花神”咖啡馆聚会，讨论存在主义文学，“花神”咖啡馆因此而获得了“存在主义咖啡馆”的美名。
蒙巴那斯也以文学咖啡馆众多而著称。诗人波德莱尔曾经常出入这里的“大草屋”酒店，阿波利耐尔喜欢到这里的“巴蒂”饭店就餐，而“百合花圃”酒店则是莫雷亚斯、雅里、保尔·福特和达达主义的创始人萨尔蒙及其朋友和社会名流经常出入的咖啡馆。
本世纪初，随着画家毕加索、卢梭、莫迪戈里亚尼和弗拉明克等来到这里定居，蒙帕那斯很快就像蒙马特尔高地一样成为艺术的圣地。“罗冬德”、“罗姆”、“古波尔”、“布列戴尔”和“巴蒂”都是这片街区遐迩闻名的咖啡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