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改革之初的绝对平均主义状态演变 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无论是城乡、 区域之间, 还是部门、 企业之间, 收入差距都 较大。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
（一）价值规律作用的结果
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凡是存在市场经济的地方，就有价值规律存在并发挥作用。大家知道，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和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按价值量进行等价交换。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是评价一行业内的众多生产经营者优劣的社会标准和尺度，又是催促着商品生产经营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无声命令和无情的鞭子。在生产同种商品的众多生产经营者中，符合这个标准者可以获得正常利润；低于这个标准者，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发财致富；而达不到这个标准者则不能获得正常利润甚至要亏损或破产，变成失业者和贫困者。这就是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作用。经过30年的市场化推进，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为体制目标的改革进程，已进入由数量建设为主，即以拓宽市场机制作用空间为主，转变为以质量建设为主，即以提升市场化竞争的公平与有效性为主。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作用不仅表现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而且表现在城乡关系和地区关系上，凡是有市场经济活动的地方都显示出来。以家用电器行业为例，20多年前哪一种产品都有众多生产经营者，每个省、每个大城市都有企业生产家用电器产品，而今还有几家电视机厂、冰箱厂、洗衣机厂?只是少数几家尚存并发财致富了，而多数都关门歇业了，并由此造成大批失业者和贫困者。因此，我国的收入差距是价值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二）按劳分配“局限性”的表现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尺度，等量劳动等量产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有劳动能力而不劳动者则不得食，这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平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马恩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但是，按劳分配还不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还没有做到按需取得消费品那种事实上的平等。也就是说，按劳分配在形式上是平等，但在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因为按劳分配中通行的也是商品交换中通行的同一原则，即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交换双方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是以同一尺度去对待事实上不同的个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按劳分配中所通行的等量劳动相交换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既然把劳动这同一尺度应用在不同的劳动者身上，就必然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必然出现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因为：（1）各个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是不同的，他们对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以同一尺度进行分配，有的人分得多一些，有的人分得少一些。在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复杂劳动是倍加简单劳动的倍数不断增大，几倍、上十倍，甚至成百倍。因此，从事复杂劳动的人与从事简单劳动的人收入也会呈不断扩大的趋势。（2）即使劳动者提供同等数量的劳动，取得同样数量的报酬，但由于劳动者的家庭负担不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也是不相同的。（3）失业者、残病者，无法就业，没有劳动，无法实现劳动者的权力，自然无劳动报酬可言，成为靠救济金过活的贫困者。
所以，以劳动为尺度来分配个人消费品，在形式上是平等的，在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马克思把它看成是一种“弊病”，并认为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总之，按劳分配的“局限性”是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三）制度安排的产物
生产要素产权制度的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收入分配本质上是产权问题。现代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表明，产权是资源稀缺所导致的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产权配置决定收入分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和非劳动要素（如土地、自然资源和资本等）；产权制度既包括以所有权为核心的使用权、受益权和处分权安排，也包括国家对相关产权的限制。要素产权制度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群体要素产权的多寡决定了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权利贫困是要素产权的贫困；二是非劳动要素（资源和资本等）的配置状况，决定劳动者在与生产资料结合过程中的交易地位，进而决定劳动分配率的大小；三是要素产权配置决定要素配置效率，影响所分配蛋糕及利益分配矛盾的大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协调和持续发展。
（四）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实际上包括两个问题，一个是收入分配不公，另一个是收入差距过大。这两个问题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收入分配不公更多的是强调收入分配机会和过程的不平等，而收入差距过大更多的是反映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平等。收入分配不公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使这个差距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