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精神文化危机的根源
目前不仅中国社会陷入了道德沦丧、理想缺失的精神文化危机，而且作为工业文明时代精神的现代西方文化也陷入了危机，不同的只是中国社会正在从前工业文明社会向工业文明社会转变，而西方国家正在由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向以知识经济、智业经济为主导的新的文明形态转变，我们将这种正在出现的新文明称为智业文明。
中国社会“革命理想”的破灭和革命意识形态信仰的坍塌并不是今日之事，而是早在“文革”结束时就出现了。“文革”最终使国人猛醒：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神圣名义下进行的“斗私批修”的“革命”行动，原来只是一些“篡党夺权”、争权夺利的丑恶勾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领导层虽然在政治上纠正了“左”的指导思想，否定了“文革”，但继续倡导过去的革命意识形态价值观，并禁止学习吸收现代西方的文化价值观。所以中国社会的精神信仰缺失问题并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初潘晓所引发的那场 “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大讨论，就是对这种社会信仰危机的生动写照。于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推进，社会风气日益恶化、腐败蔓延、贫富分化加剧等社会现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了。
中国需要的新的道德、新的理想、新的文化价值观在哪里？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从人类现存的文化价值体系中去寻找。对此，国内思想界主要有三种主张：
一是主张复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这是新儒家的观点。儒家文化虽然在中国有着2000多年的深厚传统，但现在没有几个人会相信“四书五经”所倡导的那套价值观，更没有人会相信《论语》会引导中国实现现代化。
二是主张以民族主义作为凝聚中国社会的精神支柱。但民族主义只有在一个民族遭受外来威胁或欺压的特殊时期才有团结和凝聚民心的作用，而不可能作为任何一个民族和平建设时期的道德和精神依托，过分宣扬民族主义，不但会加剧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且最终可能将一个国家引向军国主义的歧途。从国内一些民族主义青年在网上宣扬中国军队横扫东南亚、饮马印度洋的言论，就可以看出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性。
三是主张以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基督教文化取代传统的革命意识形态。赞成这种观点的人较多，其中的一些人已经改信了基督教。中国社会要现代化，当然必须确立自由民主价值观，但自由民主价值观只能成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而不能成为一个社会的终极或最高价值观，现代西方人是以基督教文化作为道德精神支柱。并且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消费主义等世俗价值观与主张谦卑、奉献、节制的传统基督教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始终是现代西方社会文化没有克服的内在矛盾。况且，能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已经标志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及其文化已经走到了尽头，绿色主义等新的价值观正在修正或取代西方传统的工业文明价值观。而要把缺乏宗教传统的多数中国人变成基督教徒更是不可能的。
显然，上述三种主张都是不可行的。而且我们观察人类历史就可以发现，人类文明史以来的所有文化价值观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被抛弃，宗教的生命力虽然比世俗文化强大得多，但也在许多历史时期遭遇到生存危机。其中的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在于迄今为止人类的所有文化价值观都是坚持以物为本的，都是以某种物作为衡量价值的根本标准的。如中国儒家文化主张以“礼”为中心，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坚持以神为中心，以君主等权势人物的话作为标准，即权力为本；或者以宗教典籍倡导的原则作为标准，即以神为本；前苏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则是以某种集体为中心；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则是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而由于权势、神、国家、民族等这些“物”的作用随着历史的变化甚至消失，以这些“物”为中心的价值观也将随之变化或过时。
人是世界上惟一行为不受生物本能支配而主要受思想支配、具有精神创造性和行为自主性的动物，而人类行为的自主性意味着人类的命运完全由自己主宰，既可以行善而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使人类生生不息地无限繁衍；也可能为恶而相互残害，很快就自我毁灭。所以人类要生存发展，要创造美好的生活和光明的前景，避免自我毁灭的命运，就必须建立一种约束人类相互残害的为恶行为，使人向善避恶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人类所要寻找和建立的这种指导人类行为的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应该是一种相对恒定不变的价值观。如果像古代社会那样社会价值观主要是由强权统治集团强加给社会大众的，强制要求民众遵循的，或者是像现代西方社会那样主张价值观多元化，那就意味着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是当权者或个人的事情，没有什么客观性可言，探索人类价值观就没有意义。而人类所寻找的不是一种主观的、多元的、会因主体的变化而改变的价值观，而是一种引导和规范人类行为的客观不变的共同价值观，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寻找和建立这样一种人类共同价值观。
我们认为，人类追寻的这种客观不变的共同价值观不是一种以物为本的价值观，而应该是一种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所谓人的价值，实质上就是事物对于人的作用和意义，要探寻人的价值所在，就必须一方面把握事物的本性及其存在发展规律，也就是认识“天道”、“地道”，这正是一切具体科学的任务；另一方面必须把握人的本性及其存在发展规律，即认识掌握“人道”，而这是人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任务。所以人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世间一切事物的价值归根到底都是对人的价值，人类的价值观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只有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才反映了人的本质需要，才能与人这个“本”共存亡，才不会随意变化和过时。
而且只有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才能使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得到尊重。历史上的那些以物为本的价值观由于忽视和抹杀了人的价值，都导致了对人的生命、尊严和价值的侵害。以“礼”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倡导“三纲五常”，愚忠和愚孝，导致了对人的生命和本性的摧残，被鲁迅称为杀人的礼教；以神为中心的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提倡禁欲主义，号召信徒们轻视世俗的生活，勇于牺牲自己去信奉上帝；前苏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则要人们把自我牺牲作为一种美德，为了某种政治理想和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这些价值观无一例外都主张为了某种物、团体、宗教或政治理想的需要而无条件牺牲个人的生命、生活、尊严和价值。
对于人类价值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不少思想家早有明确的认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观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明确提出了要破除以神为中心的世界，维护人的尊严和价值，建立以人为中心的世界的主张，开启了近代人道主义思想的潮流。此后，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价值观就成了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人权思想和保护人权的行动在西方社会不断发展。20世纪以后，世界大战、核武威胁、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暴露了科学主义价值观的局限性，从而使人本主义价值观日益成为一种为全球认同的价值观。如今，以人为本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口号：社会以人为本，经济以人为本，政治以人为本，科技以人为本，教育以人为本，管理以人为本……这些提法如今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很流行。由此可见，以人为本的理念现在已经深入人心。
但是，即使现在最发达的西方社会也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而是一个以物为中心的社会，是一个以经济、科技、金钱为中心的社会，是一个人被异化、被物奴役的社会。原因何在呢？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人对人之“本”，也即人的本质、本性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在对人的本性的认识上，西方社会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把人性主要归结为人的自然、生理方面的本性，结果使不少西方人过分追求生理物质欲望的满足，陷入了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泥潭。另一种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把人性主要归结为人的精神、道德理性，结果由于对人的理性的过分自信，一方面把人引入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的歧途，使人成了机器，成了工业和科技的奴隶，陷入了随时可能被自我毁灭的核弹威胁之中；另一方面则把人引入了通过暴力手段彻底摧毁现存社会以建立“理想社会”的疯狂“革命”之中，给许多国家的人民带来了灾难。第三种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家主要把人性归结为人的本能欲望、意志、情感、直觉等非理性方面的特性，结果使一些人沉溺于主观自我的非理性体验之中，陷入了丧失理想、过分自恋、反社会的精神危机之中。
因此，人类的价值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现在东西方文化和精神危机的根源在于没有建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于对人性缺乏正确全面的认识。而要建立一种真正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的人本主义价值观，关键在于对人的本性必须有一个正确全面的认识。否则，以人为本就只能停留在口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