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
政府部门与企业相比，有着数据收集的天然优势。通过充分利用已有数据、建立新的数据收集系统、强化数据的分析运用，政府部门能够更加科学地制定政策，更为高效、合理地进行公共事务管理。
行政管理效率和精细化程度的提升。目前，大数据在我国的城市管理领域已经得到了广泛运用。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运用信息化手段，收集和分析城市的地理编码、市政信息、社区服务、交通信息等数据，来实现城市的现代化、信息化管理。例如，一些地区建立的数字城管网络体系延伸到了城市的每个镇街，通过在重点区域、窗口地带设立监控探头，搭建覆盖建设、交通、综治、应急指挥、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等各方面的综合型城市管理平台，实现城市管理的动态化和全覆盖。依托这样的数字城市管理平台，公共管理部门能够及时发现区域内发生的问题并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问题，管理的效率大大提高，管理模式也更趋精细化。又如，许多地区开始加快景区游客流量监控系统的建设，通过门禁票务系统、景点实时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游客订票信息、游客流量等数据能够第一时间反馈到旅游主管部门，供旅游主管部门快速发布预警或按照游客流量控制预案限制进入景区人数，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公共决策科学性的提升。大数据时代，高效的信息集成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能够为更为科学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单独两孩”作为计划生育新政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一政策的出台，背后也有着大数据的支撑。基于国家人口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相关的机构和部门对我国人口政策进行了十多年的研究，对不同类型人口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了数据模拟和预测。最终的决策无疑是出于多方面的综合考量，但大数据也确实为决策的科学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基础。
2、政府职能加速向服务型转变
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交换的速度、信息利用的频率快速提高，社会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大大增强。公共部门要充分发挥政府职能，以有限的资源提供尽可能多的公共服务，就必须面对和处理个性化、开放性的海量信息，提高自身对信息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频率。在这个过程中，以公众的具体需求为导向，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公共服务成为公共部门追求的重要目标，大数据无疑促进了政府的职能转型。
电子政务的兴起加速了政府的信息资源数字化和信息交换网络化。除了网上办事、服务管理、政策法规发布等传统电子政务外，近年来，一些地区进行了部门间信息共享与服务平台建设。比如，通过建立电子证照信息共享系统，整合了行政审批和市场中介组织所形成的各类证照文件信息，实现政府部门间各类电子证照信息共享，避免了政务活动中公众多次往返、反复提交材料的问题。又比如，一些地区在政策保障房申请过程中建立的信息共享系统，实现了申请人信息在多个项目之间的认证共享，缩短了公众申请政策保障房的办理时间，提高了公众对政府服务职能的认同度。
电子政务演化到更高阶段，是把政府基础架构整体打造成服务型平台，为社会提供综合性、互动性的公共服务。上文提到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我国许多地区已在“十二五”规划或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数字城市或智慧城市，通过创新信息采集方式，共建共享公共信息资源库。这种综合性的服务平台将有助于把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都纳入到社会治理体系中来，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有效性。
大数据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技术手段，对于公共部门而言，这种技术手段不仅为公共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持，更是通过促进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最终在客观上强化了公共部门的服务意识，推动政府职能转变。
3、公共部门开放性的增强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一书认为，“大数据时代是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一个权力更分散的社会、一个网状的大社会”，这一特征也对我国的公共部门产生了深远影响。大数据成为改变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间的关系、增强政府开放性的有效途径。
首先是公众的声音越来越多地进入到公共行政的过程中来。大数据时代，每一个体都成为一个数据终端，公众可以任意使用社交平台上的各种资源，表达自己对公共事务的认识以及自己的利益诉求。公众的利益表达越来越不易被忽视，政府在决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都开始注意公众的意愿或建议，而无法停留在政府部门单一决策的传统模式中。
其次是政府也通过大幅度的数据开放，提升了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参与度。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目前正积极探索政府部门数据的对外开放，并鼓励社会对其进行加工运用。政府的数据开放有利于激活社会创新，也体现了政府愈加开放的心态。
再次，企业的参与加深了公私合作的进程。客观地看，商业领域较之公共部门更早地就开始了对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一些互联网公司利用多年来积累的数据资源进行分析运用，对公共部门的管理工作构成了重要补充。例如，一些旅游网站利用自身的在线购票系统，结合机票、酒店、门票等的搜索数据，已经开始提前预测景区入园人数，并将之反馈给景区管理部门。在这样的趋势下，一些公共部门开始主动寻求和企业的大数据合作。例如，2013年11月，国家统计局与阿里巴巴、百度、58同城等11家企业签署了大数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提出要利用企业数据，补充完善政府统计数据，并一起探讨建立大数据应用的统计标准。
4、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强化
大数据时代是个透明化的时代。凡是可以联网的事物，都能够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每一个联网的数据，都能够快速传播，成为其他用户和终端获取信息的来源。近几年来，我国许多被查处的党政干部腐败案件中有相当比例源于网民向相关机构提供的线索，领导抽了什么烟、戴了什么表、穿了什么衣服等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这些信息通过广泛的网络传播构成了对公权力的有力监督。
政府部门也开始运用大数据，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管。例如，一些地区的财税部门建立了数字化的财务管理系统，实现了对财务支出和部门预算的全监控，主管部门能够通过网络对基层单位的财务核算进行监督。进一步地，当地的组织部门和审计部门也能够运用这些数据资源，对干部任免进行任前考察和离任审计。又比如，国务院于2014年12月公布《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提出要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不动产信息在有关部门间依法依规互通共享，推动建立不动产登记信息依法公开查询系统。这一数据平台的建立，除了有助于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更是将不动产管理纳入反腐视野，便于纪检监察部门掌握信息，更主动地开展工作。
大数据时代，社会结构更加扁平化，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更加全方位，党委政府自身的廉政建设更加有抓手，这些都促使政府和党政干部行为不断走向规范化、程序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信息化时代也由此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