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百方针后，暴露社会黑暗的，写爱情的、人性的、人情的作品出现了一大批。在文艺理论上质疑建国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为人学的理论。
1：“极左”方的反映。《人民日报》（57年1月17号）发表陈其通等人《我们对目前文艺的几点意见》提出现在工农兵方向遭到轻视，重大题材少了，家务事、儿女情等小资产阶级情调大量出现。因此，双百方针提出后，鲜花并不多，这是一种倒退，是对毛泽东文艺“二为方针”方向的挑战，并且提出“我们有责任捍卫二为方针”。
毛泽东针对这篇文章发表了《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批评了其中的错误，认为该文在阻止双百方针的实施，是反马克思主义。
2：“右翼”知识分子的反映。这一时期大批被埋没的作家重登文坛，如九叶诗人、汪静之、沈从文等都有文章发表。同时，一些作家也对当时的文坛现状进行了批评。如1957年5月文艺界召开座谈会，罗大纲、朱光潜、袁可嘉等旧知识分子出席，批评前几年文学过于注重苏联经验，而忽视了西方文学传统，从而导致了文学的贫弱。汪曾祺发表文章认为文艺界评论问题用政治眼光是不对的。在理论上吴祖光批评了党领导文艺的错误，认为正是党的领导造成了文艺的不自由。
这些抱怨的话表明了知识分子真诚的向共产党敞开了自己的心灵。
3：正统理论家们的反映。（1）：正统派：周扬、邵荃麟、臧克家承认双百方针没有带来真正的文艺繁荣，但在分析原因时，却把错误归到作家身上。如臧克家点名批判艾青、田间、冯至、何其芳等作家，认为他们的创作没有跟上时代。周扬则把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和理论研究上的庸俗社会化等问题加到作家们头上，认为这些问题是作家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而导致的。
正统派本身就是站在庸俗社会学的立场上批判作家，并且不是很讲理的。
（2）：异端派：姚雪垠《打开天窗说亮话》一文提出创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错误不在作家，而在教条主义。秦兆阳的题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的影响最大也最有代表性，文章认为在坚持追求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这一现实主义的总原则的前提下，没有必要再对各种“现实主义”作时代的划分。这既有苏联文学界对这一创作方法修正的国际背景，也反映了中国文学界对5 0年代以来的文艺政策所体现的越来越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的质疑和反思。侯敏泽反思教条主义是左翼文学发展的必然，它与权威领导结合起来共同造成了今天文艺的贫弱。成荫认为教条主义在刚刚出发时就走上了歧路，理论文章用教条主义态度批教条主义，理论文章没有理论，只是对既定观念进行阐释，这种理论研究和批判毫无意义。
这些文章批判得很彻底，是当代文学前三十年文学中光辉的一页。
百花时代的文学
文学创作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现实阴暗面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为一些作家关注。
1：小说：A：出现了干预生活的作品，如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揭露和批判了官僚主义。李国文《改选》表现了政治生活的不合理。B：描写爱情的作品，如宗璞《红豆》探索了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的关系。
2：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揭露了官僚主义作风。公刘发表了描写社会生活中不合理现象的诗集《禽兽篇》。邵燕祥的叙事诗《贾桂香》反映了封建意识对新时代青年的迫害。此外还有流沙河的《草木篇》。
3：戏剧：杨履方《布谷鸟叫了》，海默《洞箫横吹》，岳野《同甘共苦》
4：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
5：文学批判：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
1957年反右斗争时，上述作品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因此被打成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