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李健的一首《贝加尔湖畔》用其空灵悠扬的旋律征服了大江南北的歌迷，那“清澈又神秘”的贝加尔湖成为了人们出国旅游的最新选择。殊不知，曾经的我们可以不出国门就享受这旖旎的风光，而现在却只能在他人的国土上领略“异域风情”。变换的历史，让中国再难与片美景牵手。那么，贝加尔湖是为何会成为别人家的景点呢？
山河易主称蒙兀，黄金子孙统胡天。
八旗狂飚席大漠，可怜为俄做嫁衣。
辽金时期，蒙古高原上迎来了新的主人，曾经居住在大兴安岭北段的“蒙兀室韦”改头换面，沿着望建河（内蒙古额尔古纳河）与胪驹河（外蒙古克鲁伦河）一路西进，来到了蒙古高原的东部。靖康之变时，在远离金宋战场的鄂嫩河畔，孛儿只斤·合不勒成为蒙古部落的第一位大汗统治着广大的蒙古高原东部地区，在他去世前后，他的一位重孙子呱呱落地。这个孩子后来被取名为铁木真。
蒙古帝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的子孙成为了世界的征服者。即使在元朝灭亡后，残存的北元（鞑靼与瓦剌）政权依旧保留了大漠南北与西伯利亚南部的广阔土地，当时的贝加尔湖附近由瓦剌的不里牙惕部落（今天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统治。
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沙俄政权开始越过乌拉尔山逐渐侵蚀西伯利亚的土地。到17世纪中期，俄罗斯人的侵略脚步已经遍及西伯利亚大部分地区。当时的满清政府在1630-40年已经通过军事联盟的方式将贝加尔湖东岸纳入宁古塔将军的管辖之下，西岸则由蒙古的土谢图汗部与车臣汗部统辖。这种统治模式明显将贝加尔湖西岸置于清朝的核心管辖之外，为沙俄的入侵埋下了伏笔。
公元1654-1656年，正值清军在中原与南明政权酣战之时，沙俄趁机派遣别克托夫和巴什科夫两名军事头目越过贝加尔湖，占领了尼布楚，沙皇的督军、总管、商人和富裕的哥萨克不仅烧杀抢掠，还采取“立卖身契”的手段，获取奴隶及使用雇农的劳动来“开辟耕地”。
俄国的“文明”的传教士们，更是把掠夺土地、获取奴隶和掳掠妇女巧妙地结合起来，购买被掳到的布利亚特蒙古妇女为她们施洗礼，然后把她们嫁给俄罗斯的自由“流浪人”，强制改变当地土著的信仰乃至人种。而这一切的“变换”都淹没在了清军的中原大梦之中。
时间推移到1688年，平定了三藩之乱且与沙俄进行了一场雅克萨大战的康熙皇帝终于派索额图与沙俄进行边界谈判，当时康熙的口谕是：“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之于俄罗斯。”这一声明实际上就是将贝加尔湖以西之地默许给了俄罗斯，主张要求贝加尔湖之东的土地。
然而，当索额图到达尼布楚时，局势更为恶化，勾结俄国的噶尔丹已经攻陷了漠北蒙古的中心城市库伦，清朝控制下的外蒙地区遭遇了重大危机。这样的背景下，沙俄代表向索额图施压，索额图在无知（对贝加尔湖流域了解甚少）与无奈下，只与俄国签订了划定东部边界的《尼布楚条约》，双方商议以石兴安岭（外兴安岭）为界，将贝加尔湖的蒙古地区划界暂时搁置。
《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俄罗斯人“力求延迟划定国界”，“拖延愈久愈好，尽可能赢得时间”，以便继续窜过边界线构筑侵略据点，吞食中国领土，因而长期对清朝划分贝加尔地区的提议不予作复。而清政府此时则希望全力解决准格尔部的叛乱，因此迟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在俄罗斯人的统治下逐渐俄化，大量民众逃亡内地。
直到1727年，中俄终于在边境城市恰克图签订了《布连斯奇-恰克图条约》，最后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至沙毕纳依岭(沙宾达巴哈)之间迤北归俄国，迤南归中国（大概是今天的蒙俄边界）。至此，中国彻底失去了贝加尔湖地区，令人可笑的是，在谈判之前，俄国人就凭借拉拢收买的方式摸清了清政府的底牌，更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恰克图谈判的大清代表竟然只能依据俄国人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进行谈判。清人的无知与无奈，终究将美丽的贝加尔湖拱手让与他人。
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批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宣布，要将沙皇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全部归还中国。然而，这一句空谈随着斯大林的上台后的大清洗运动，永远沉入了贝加尔湖的最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