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何萍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程》中，整个第四编以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的社会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四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为主线，论述了20世纪欧洲和北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该教程中，对不把欧洲的“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纳入介绍范围的原因也简单作了说明。
在孙伯鍨、侯惠勤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部分作为附录附在书末，主要阐述20世纪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总体特征、内在逻辑及其演变轨迹、早期代表人物、人本主义思潮、科学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变迁和影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及之后新的历史动向、历史地位和理论意义等问题。附录部分的开头语中，编者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的重大特征是理论的产生、验证、完善和传播；第二个阶段是实践运用和发展”。并且明确指出，“这种概括并没有将在20世纪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在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史类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类的相关著作、教材的撰写内容进行总结，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所占篇幅比较小，或者只作为个别章节简单介绍，或者虽然独立成章却没有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内在问题逻辑，更或者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内容不入正史，只作为附录附在书后。可见，尽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学界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早已突破简单的人物、流派的译介局限，更重视其内在问题逻辑；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重新解释马克思、发现马克思方面所具有的独特意义；注意防止“学院派”倾向，更注意关照中国理论进展和实践现实，阐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意义，但这些进步目前都还不能改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边缘化”、“外在化”、“浅表化”的地位，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作为“外史”被隔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外。
二、原因分析
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此种理论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思潮自身的原因，也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的问题，也即持有何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问题。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影响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即“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1920年左右，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国、匈牙利、意大利等国也先后举行了无产阶级起义，并部分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最后都以失败告终。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总结欧洲爆发的一系列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理论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第二国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倾向，强调应该注意贯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主体能动性，弘扬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实践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探寻一条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西方马克思主义异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性，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1923年卢卡奇发表《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24年，共产国际便意识到以他们为代表的是一种“异端的马克思主义”，于是在理论上沿用“修正主义”进行严厉批评。1924年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在报告中批评指出：“在意大利，格拉齐阿德伊（A.Graziadei）同志出版了一本书，发表了他的一些原先写的文章，这些文章是他还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时候写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在我们这里不能不受到惩罚。当匈牙利的捷·卢卡奇同志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内也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同样不能容忍在德国党内，我们遇到同样的一派。格拉齐阿德伊是教授，柯尔施也是教授。（有人插话：卢卡奇也是教授！）要是再来几个这样的教授，炮制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就会坏事。我们在我们的共产国际里不能够不加惩罚地容忍这样的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共产国际的理论姿态一直影响着此后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态度，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是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加以研究和评估的。
对于共产国际的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自己的认识，如卢卡奇就自嘲式地认为自己在公众场合成了“一座修正主义的纪念碑”。并且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理论流派异于“第二国际共产主义”的性质。1930年，柯尔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书的答辩（《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一个反批判》）中，第一次把自己和卢卡奇等人称之为“西方共产主义者”，并明确指出：“我们这些西方共产主义者形成了共产国际自身内部一个敌对的哲学派别”，从而坦承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事实。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1955年）一书中再一次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定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新解释，指始于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这种理论突出强调主体能动作用的历史辩证法，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看成是其对立面；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理论”，为意识和意识形态恢复地位；突出强调“实践哲学”，把阶级意识等同于实践；突出强调“历史相对主义”，注重偶然性的历史作用等。梅洛-庞蒂是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与列宁主义相对立、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持批评态度并且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思潮。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概念混乱、流派纷繁复杂影响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时，内涵外延也不是十分清晰，如梅洛-庞蒂从“思想路线”角度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理论；佩里·安德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界定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认为以马克思恩格斯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历史继承表现为几代人的更迭，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第三代马克思主义继承者，包括卢卡奇等13位新一代理论家，并且这种马克思主义形态“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崭新的学术结构”。
自20世纪80代国内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起初是加引号的，后来又去掉引号，还有坚持加引号使用的。有学者专门对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不加引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进行辨析；还有学者在使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时，虽然未加引号但明确限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起止，即是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这一时段；也有学者提出应接受“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特指由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并在西欧国家和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用以区分已经被泛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
20世纪70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地域分布不断拓展，从以往具有深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拉丁语国家如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拓展到缺乏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英语国家如英美等国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也日益分化，从最初致力于批判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构筑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转向重点探讨社会政治、生态、女权等社会现实问题，并形成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流派并存的局面。针对这种理论流派复杂并存的局面，有学者主张将20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排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外，而冠以“晚期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的名称，在他们看来，自20世纪60年代阿多诺出版《否定辩证法》开始，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逻辑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已经终结。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众多、纷繁复杂，虽然几十年的发展沿袭着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反思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批判性”学术传统，但是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笼统概括的整体性把握很难代替对其细致入微的研究。实际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中，虽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旗帜，但各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思想在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差别是不容忽视的。比如，有学者指出，从布洛赫到马尔库塞的“从科学到乌托邦”道路实际上并非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或方法逻辑对时代的把握，而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提的颠覆为背景的；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例，说明借后现代思潮重构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架构中最重要的原则，指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反对提高生产力水平是历史发展基础的观点，因为这种人类主体强制性奴役自然的非生态态度，实际上根本拒绝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的增长模式”，“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的观点同样是父权制的，原因是马克思在关注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时，只是指认了在交换市场之中实现的劳动，而无视妇女家务劳动在劳动力生存条件中的地位，这同样是一种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还有学者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中，既有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探索有时出现失误的共产党员学者德拉·沃尔佩，还有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反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还有攻击列宁主义、被清除出党的极左派柯尔施，更多的是马克思学的资产阶级教授如萨特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反思与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的批判方面的确说了“新话”，打开了人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开放空间。但是在其与同时代其他哲学思潮调和、联姻的过程中，又的确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呈现出观点各异的纷繁复杂局面，不仅很难用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概而论之，而且使这些流派受到“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等片面性学说的影响，用这些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必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混淆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理论上的原则界限”。
具体如何评价和认识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葛兰西的“实践唯物主义”、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萨特的填补马克思的“人学空场”、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德拉·沃尔佩和科莱蒂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实证性重申等等思想，需要精读原著和仔细的比较鉴别，这一方面的研究空间依然广阔。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复杂性，有学者将之概括为西马非马是个筐，萝卜白菜一块儿装；思潮凝聚左中右，真非反马大合唱，这种复杂性必然影响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
持有何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即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经验和规律影响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理论地位的判定。大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很长一段时期，这种教条化倾向都在产生影响，在其影响未能消除的年代里，人们所持有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是“一线单传”的发展史观。这种发展史观主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纯粹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史，更确切地说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的思想发展史。“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内含两层意思：一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单线式”发展，认为只有主流、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内，那些在理论形态上异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创造或者被视为“异端邪说”，或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非主流、支流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外；二是主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直线式”发展，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的思想发展史。发展过程中的挫折和失误、曲折和教训也不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中。在“一线单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影响下，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异端”或“非主流”，无法进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正史”。尽管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纵深拓展和思想解放，人们越来越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打破苏联教科书“圆满”体系，重新“拯救”、“激发”马克思主义方面，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和构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具有的重大意义，甚至目前已经承认它是“具有独特价值的马克思主义解释与发展的形态”，但是一方面由于“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的判定；另一方面，即使充分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具体阐释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和贡献，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写作框架之内仍面临具体操作的困难。如前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纷繁复杂，不加区分地全部纳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主题；全部排除在外，同时也将那些宣称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实际上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学者流派排除在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不全面；比较理想的是对各种流派思想详细辨析，当归马克思主义的归马克思主义，但是这要求突破目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分期”加“问题研究”的写作格局，即突破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分成若干个历史时期，从每个历史时期的范围内挑出几个重点问题的写作体例，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用逻辑来再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
三、问题与争鸣
如何认识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最后集中在如何认识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内含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两个问题上。对于前一个问题，学者在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是否有价值的问题上有分歧；对后一个问题，学者们在“一源多流”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扩容问题上有分歧。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歧与争鸣
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否被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直接根据便是其是否是马克思主义。而在界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这种分歧一方面反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
黄继锋教授指出，在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他们本人直接就可以判定某种思想是否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并对曲解他们思想的言论予以反驳。比如，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面对当时歪曲他思想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发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回应；恩格斯晚年批评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倾向，并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身上的东西给予澄清。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他们本人无法亲自“在场”来判断后人对他们的思想阐发是否纯粹和“正统”，所赖以评判的标准只能是他们思想的文本。但文本在表达作者思想方面也具有局限性。第一，马克思恩格斯之前有未尽之事、未言之说；第二，留给后人的文本会有遗漏和缺失；第三，语言本身在表达作者思想方面有局限；第四，文本的解读依靠阅读者的解释和发现，而在阅读主体和文本之间存在“主体间的断裂”，阅读者对文本的阅读难以避免带有个体的特性和理解的“前见”，这使得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纯粹、客观的还原和复制几乎不可能。这是判断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不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有话语权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
段忠桥教授指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通常有两种意义的理解，一种是原本意义上的理解，指马克思本人（包括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理论体系。列宁曾经从这个意义上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一种是引申意义上的理解，指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他们创立的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不同时代特征和不同国家国情相结合提出的新理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此种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既然列宁主义是作为引申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它就不能作为判定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所以，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相对立为由拒绝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不成立。
判断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文本阅读当然是基础，然而却不是获得马克思思想的全部。思想需要整体性的把握，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文本解读。至于与列宁主义相对是否就是与马克思主义相敌对，从出发点上就存在问题，应该用马克思的思想判断后来者的思想是否符合马克思的本意，而不是相反。列宁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侯惠勤教授进而提出从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上，才能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对“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四个基本命题的辨析，指出马克思主义既有科学性、确定性、完整性的思想体系和公开、不可违背的立场、基本观点，同时也具有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开放性、变动性和不确定性。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的分歧与争鸣
目前，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规律的问题上，学界基本达成共识：即“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真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论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不简单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也不只是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史。其中，既有其他非正统、非主流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理论贡献，也包含了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对正确思想的不断修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是丰富的、生动的，绝不是一个封闭的、“圆满”的、让人在绝对真理面前袖手旁观站着发呆的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线性发展过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显示出其价值。这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充分认识到那些信奉马克思主义并且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非主流、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独特价值。西方马克思主义运用自己的一套概念工具，在重新解读马克思和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弊端，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说了许多“新话”，开辟了一条“新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都具有重要贡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是把普遍原理具体化，就是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特点相结合的具体化过程，那么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同当代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成果交汇和在不同地区的社会实践中加以运用的结果。
王雨辰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应该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历史发展过程，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不同国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会形成不同形态的多流派的发展格局”，“应该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的产物，它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一源多流’的关系”。他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后果的反思，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注重对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后果的反思，同属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不同谱系，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予以研究更易于为学术界所接受。
“一线单传”的观点保证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纯粹，却牺牲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丰富性；“一源多流”的观点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丰富性，却容易陷入马克思主义的相对主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容要扩容，却不是无限制、无原则的扩容。如果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都能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内，那么，有多少个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就会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从而陷入多元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不符合真理一元论，同时也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指导思想地位，因为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只会导致思想混乱和无所适从。所以，在反对一种僵化思想的同时，也要防止陷入新的思想教条，把握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扩容的界限和尺度非常重要。
（三）关于如何认识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与争鸣
目前学界已经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价值，但是对于如何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尚未达成共识。鉴于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的产物，尽管有缺陷，但其理论探索的目的始终是围绕如何探寻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以及适应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而展开，所以可以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内。而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重构，甚至有些直接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并无直接联系，当然不能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中。
于是，是否能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便面临着实际的困难：如果不纳入，导致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部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排斥在马克思主义者之外，不能合理评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理论贡献和应该拥有的理论地位；如果纳入其中，又面临许多具体的问题和困难，比如理论逻辑和概念范畴的统一问题等。
针对这种理论困境，有学者认为不要去追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问题，此种追问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形而上学问题，不如对一些新思潮和新流派作一些追踪研究更有意义。有学者主张进行“划界”研究，认为研究目的不同产生不同的研究方法，“倘若我们把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仅仅囿于‘文化知识的积累和辨析’，那当然应把注意力放在给其定性上，即确定其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但假如我们是为了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启示而开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那么我们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专注于吸取和借鉴其中一切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够脱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大视野，不应该把西方马克思主义排除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之外。
实际上，将问题悬置起来不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一方面，无法绕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的追问，因为对任何问题的研究和流派的追踪都无法代替定性研究；另一方面，无价值的立场和无目的的研究都是不可能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能只做纯客观的学派追踪和问题描述，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追问始终纠缠其中。在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意义的同时，不要走入另外一个极端，毕竟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其局限性，“拯救”、“激发”马克思的理想并未完全实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的文本作具体、细致、扎实的文本解读和整体把握是判定西马的理论性质和理论地位的根本。理性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需要对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写作体例重新思考，真正做到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再现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的真实性、丰富性和生动性。唯其如此，西马对马克思的重新发现和解读才能一定程度上被纳入其中，而不是作为非重要部分、外史或者附录外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外。（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