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列宁的定义，波拿巴主义是依靠军阀的国家政权在势均力敌的两个敌对阶级之间进行政权斡旋。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打着人民主权旗号的贵族政权，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来保障社会稳定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
但波拿巴主义还有一些更有深意的特点：全民批准的个人独裁，打着人民主权旗号的贵族政权，通过限制政治自由来保障社会稳定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而经济发展始终伴随疯狂的军事扩张。由于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中产阶级势力的壮大，从而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故法国出现的这种波拿巴主义很可能是许多专制传统强劲的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无法绕过去的一个过渡阶段。
波拿巴主义分子指的是欧洲军国主义者，尤其是阴谋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军人。大肃反时，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等九位将领因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在同一案件中遇害，其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加马尔尼克开枪自杀，图帅及其他七位将军被秘密军事法庭枪决。国家的诞生与存在是阶级社会时期的历史现象，并将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国家是阶级专政的暴力机器，从根本上说代表着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统治。十月革命后，由于工人代表苏维埃逐渐衰弱，职业官员的专断趋势日益明显，形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政治自由、企业管理与物质生活等方面，专断官僚群全面排挤压制工人群众；在思想理论方面，它千方百计为自身集团的政治特权寻找意识形态落脚点。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官僚集团并不具备独立历史前途，无力推出既有别于马克思主义又独立于资产阶级理论之外的、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严密学说。针对一时一地的具体事务（比如企业内部管理、怎样看待富农的发展、是否与殖民地民族资产阶级结盟），它通常采取极端实用主义的应对手段，并以东拼西凑的政治辞藻为官僚层决策辩护。把这些辩护词前后联系起来，会立即发现它们经常自相矛盾而自打嘴巴。就国家理论而言，为了替当时普遍的群众贫困与官僚特权打掩护，并诱导工农为超高速工业化付出牺牲，苏共当权派不断强调「再忍耐一段时间，再加把力气，社会主义眼看就快建成了，到时候一起过好日子」；为了至少在纸面上自圆其说，1936年苏联新宪法索性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而阶级已经消亡。与此同时，国家机器丝毫无意放弃或放松对社会的控制，而是继续维持自身的特权统治。有鉴于此，官方忽而宣布「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忽而又声称「越接近社会主义胜利，阶级斗争越激化」。为论证这一矛盾局面（阶级似乎消亡但专政机器仍强大专断）的「合理性」，当局不得不拼凑新理由，并写进了1939年联共党代会的政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