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1页。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这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的胚芽。
在1845～1846年他们合写的标志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形成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在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了精辟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特别是在他晚年的书信中，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扩展资料：
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这个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著作中较少论及，在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中也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暴力论”三章中，则通过分析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地位、暴力工具对经济状况的依赖、政治权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批判了杜林关于“政治关系的形式是历史上基础性的东西”、“政治状态是经济状况的决定性的原因”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阐明了只能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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