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
也许是因为自身所学的专业原因，我对中日文化交流史和日本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有着浓厚的兴趣。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一时之间自然难以说清道明。在这慢慢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日本也有过不少的摩擦和战争。远的不说，明朝时期倭寇的掳掠曾经狂极一时，我东南沿海一带深受其苦。还有二战期间，日本侵华的种种暴行和南京大屠杀这一国人永难忘记的罪行，无不历历在目般的控诉着日本对我国人民的难以弥补的伤害。可就是这些显而易见的两国矛盾和“国仇”依然不能否定历史上很多次积极的交往和文明的传播及对两国千秋万代的重要影响。
就在这从古至今的漫漫交往中，我想谈谈我对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认识和想法。就从两大事件来看待两国的交往：中日佛教艺术的盛行和“国书事件”。
佛教发源于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这种在当时被视为“蕃神”的外来宗教却在与日本原有的“国神”信仰碰撞与融合中扎根到了古代日本文化的土壤之中。我们都知道接受一种外来宗教无疑是对自身信仰的神灵的某种否定，带有摧垮旧有统治体系的危险性，可是即使在崇佛和排佛两大派系尖锐对立的斗争中，佛教依然在日本统治集团的上层站稳了脚跟，迅速深入到日本社会当中。原因何在？
我认为是如下的几点原因：首先，佛教的力量。有古书记载：“是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尚不能知。此法能生无量无边福德果报，乃至成辩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所以信奉无边法力的佛教的好处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更是对这样的一种神力表现出顶礼膜拜的极致态度。另外日本同大陆间巨大的文化差距和佛教本身带有的丰富的精神内涵与作为先进文明载体的物质外延，对于蒙昧初开的古代日本民族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量。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皇室和贵族中信仰佛教者渐渐增多。其次，崇佛势力的强大。皇室中崇佛的苏我马子以绝对的武力优势诛杀了排佛势力，使得佛教迅速传播开来。圣德太子摄行政事之时，更是“笃敬三宝”，身体力行地推广佛教。他一方面积极地派人(小野妹子)到大陆求取佛法，一方面调拨人力、财力在国内修造寺院。第三，鉴真和尚的杰出贡献。他是古代中日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几乎无人不晓，除传播佛教外，还把寺院建筑艺术、雕塑绘画艺术以及医药知识带到日本，为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迄今保存的法隆寺和其国宝“玉虫厨子”、《秦王破阵乐》、《万叶集》、折扇、插花等等建筑绘画乐舞文学艺术无不是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体现。不管怎么说，佛教在日本的盛行确是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思想领域的共同性使得中日之间有了更多其他方面深入交流的可能性。
任何两个国家的交流都不会是完全的互惠互利和平等公平的。中日两国交流自然也不可能完全是一帆风顺的，且说说“国书事件”吧。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值得一提的是，他是男的。）带一批佛僧前来隋朝学佛法，并呈递给隋炀帝一封国书，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但是，在古代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只有中国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因此，日方书信把本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令隋炀帝大为不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之后就有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小野妹子回国向天皇述职时说隋炀帝给倭王的国书不慎丢失了，后人对这一说法有诸多评论或微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失误”避免了可能由国书中的语言问题引起的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促使了裴世清的回访成功，并带回了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信息。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再度来中国，这次的国书吸取了前次的教训，抬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巧妙地避开了两国间的主从上下关系问题。就这样一来二往，中日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的需要使得两国的官方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不管是出于怎样交流的目的和需要，中国历朝历代的天子对外邦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君臣从属分明”的观念，就算是为了维护大国之尊严，可对于外邦稍有的“不敬”的言语就感到极大地不满，甚至做出一些幼稚的举动，未免有失我泱泱大国的风范。不过，这些统治者倒还是为了远交近攻的策略需要，迈开了中外交流的友好一步，也创造了我国隋唐时期的繁盛局面。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东亚邻居之间的关系，自古以来两国人们都愿意借用“一衣带水”的说法，来比喻彼此的距离近在咫尺。可是，事实表明，中日两国之间的真实距离，无论在地理还是在心理上，都并非像“一衣带水”那样轻易能够跨越的。任何一国的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判断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而我认为正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多样性和多元化，才有世世代代互通有无的必要。回首历史，展望未来，我们都有理由相信中日的交流可以顺利的开展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