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可以通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两个综合指标来反映。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越大，总体负担能力越高。
特别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能反映国民的税收负担能力。一般而言，在人均国民收入比较高的国家，社会经济的税负承受力较强。世界银行的调查资料也表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国家，其税收负担率也较高，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的国家，其税收负担率也较低。
2、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
任何国家为了发展经济，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法律以及行政手段，来强化宏观调控体系。国家会根据不同的经济情况，而采取不同的税收负担政策。
如在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过热时，需要适当提高社会总体税负，以使国家集中较多的收入，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收入存量，抑制需求的膨胀，使之与社会供给总量相适应。此外，还要根据经济情况的发展变化，在征收中实行某些必要的倾斜政策和区别对待办法，以利于优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
3、税收征收管理能力。
由于税收是由国家无偿征收的，税收征纳矛盾比较突出。因此，一个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能力，有时也对税收负担的确定有较大的影响。
一些国家的税收征收管理能力强，在制定税收负担政策时，就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来确定，而不必考虑能否将税收征上来。而在一些税收征管能力较差的国家，可选择的税种有限，勉强开征一些税种，也很难保证税收收入，想提高税收负担也较困难。
扩展资料：
税费负担特别是税收负担的高低是相对的，需要在既定的国与国之间做比较。一般最常见的评价指标是宏观税负指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的宏观税负一般在30%--47%，而2015年中国为23%。但是，这个指标的口径还有很多有待补充修正的方面。
一是税费负担要与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相匹配。一个国家的财政体制，尤其是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会影响财政收入的集中度。我国是集中领导、分级管理的国家，中央政府包揽的事权与推动经济发展的责任大于其他国家，所以我国的税费负担高于其他国家有体制性原因。
二是税费负担要与一个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存度相匹配。美国和爱尔兰比较倚重发债为政府筹资，都是赤字大国，由于赤字和大量负债，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底已经达到104.2%，爱尔兰的债务负担率到2015年底也达到106%，远远超过北欧税负较高的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家。
因此衡量一个国家的税负轻重，不仅要看宏观税负，而且要看政府的收入结构，特别是看政府对债务融资的依存度。
三是税费负担要与企业盈利能力相匹配。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在2017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的发言指出，从税负结构看，我国的税费，包括所得税、社保缴费等，占企业盈利的比例是68%，而美国是44%，瑞典是49%，印度是61%。
就中国是68%而言，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社保相关的缴费，一类是其他的税。其中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49%，而西方高福利国家如瑞典的数据为35%，美国是10%左右。这个国际比较说明我国社保缴费占企业盈利的比例较高。
四是税费负担要与财政支出中的福利性支出相匹配。税费负担高低本身不是问题，主要在于财政支出有多少用于改善公民的福利。
北欧国家的税负普遍很高，但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享受政府的高福利，其教育、医疗、社保等都由政府提供，因此税负高，加上使用透明度很高，纳税人也甘之如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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