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0年～1952年）
在这个时期，国家致力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明确指出:要实现全国规模的工农业恢复和发展，首先要创造一些基本条件,恢复交通。在当时国家财力、物力很紧张的情况下,拨出大量投资用于恢复和发展交通运输业。三年共用于交通运输业投资l8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22.4%。
这个时期主要任务是恢复战争期间被破坏的铁路网。至1952年底，全国铁路干线基本恢复通车；先后建成了天兰、成渝、来宾至友谊关等铁路新线。水路运输，疏浚了长江、珠江、松花江等主要航道，开通了北洋和华南运输线；恢复了沿海和长江重要港口, 扩建了黄埔和天津新港,修复和打捞被破坏的船舶。公路运输,恢复公路23398公里,新建公路3846公里，特别是在西南、西北地区新建了一些公路。航空运输，恢复了原有航线；增开了北京通往西北、西南地 区的航线；开辟了以北京为中心,东经沈阳，哈尔滨至原苏联赤塔，北经张家口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至原苏联伊尔库茨克,西经西安、兰州、乌鲁木齐至原苏联阿拉木图三条国际线。
总之，经过三年恢复时期,新中国交通运输业恢复到建国前的最高水平并有一定发展。至1952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2.29万公里；内河航道达9.50万公里，船舶总吨位比1950年怎加一倍以上；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2.67万公里，比1949年增加57%。各种运输方式的客、货运量为1949年的三倍多，满足了国民经济恢复的需要，并为开发西部地区准备了条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年～1957年）
“一五”计划时期是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时期，根据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要求,交通运输业在此期间以铁路建设为主,改造利用既有线路，修建一些必要的新线,相应发展内河和沿海运输以及公路、航空运输。建设项目主要布局在长江以北,包头、兰州以东原有铁路沿线。
五年共改造和新建铁路1万多公里。到195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6.6%；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l倍,重点修建了通达少数民族地区的康藏、青藏、新藏、青新、川黔、滇黔等干线；内河通航里程达14.41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51.7%；民用航空航线增加到23条，航线里程共计2.64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
这个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之间关系比较协调。1957年,各种运输方式全社会客运量共完成6.38亿人,五年年均增长32.1%,完成货运量8.04亿吨,五年年均增长31.0%。运输量的增长速度高于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速,也高于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的增速。交通运输业基本适应了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1958年～1965年）
从1958年开始,国民经济发展经历了三年“大跃进”，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高速度,急于搞生产关系的升级，造成工业与农业、积累与消费等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畸形发展。针对“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转入以调整为中心，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经济进行全面整顿。在此期间.中国交通运输业既有较大发展,技术装备水平也有很大提高；同时(特别是前三年)也出现了交通运输全面紧张，“装不上、卸不下、通不过”的严重局面；导致后两年出现运输设备严重失修、运输效率低下、运输秩序混乱等问题。1963年至1965年,交通运输业调整的重点是整修运输设备和整顿运输秩序,恢复提高运输能力。到1965年底，交通运输的主要设备基本恢复到正常的完好状态。
这个时期的发展成就是：到1965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到3.64万公里,比1957年增加36.3%；新建和改建了70多条公路干线，总里程约3万公里,各地还兴建了大量标准较低的公路，使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1.45万公里，比1957年增加l倍多；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5.77万公里,比1957年增加9.4%；扩建了上海、秦皇岛、大连等港口；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达3.94万公里，比l957年增加49.2%；管道运输开始起步，建成了第一条输送原油管道。
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表现在:铁路双线比重由1957年的8.2%提高到1965年的15.3%,北京、沈阳、郑州等铁路枢纽开始建设机械化、半机械化驼峰、编组场，研制成功电力、内燃机车,建成宝鸡至凤州电气化铁路。水路运输增加了大量新型装卸设备,造船工业迅速发展。有路面公路比重由1957年的47.6%提高到1965年的59.5%,民用汽车拥量达到29.95万辆,比1957年增加1.37倍。民用飞机达287架,比1957年增加1.7倍。
第三和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期（1966年～1975年）
1966年至1975年十年间,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把我国建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及一系列方针政策,没有得到正确贯彻执行。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和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但全国人民排除种种干扰,各个领域仍取得很大成绩,交通运输业也有很大发展。
铁路网进一步扩大,布局有明显改善,在京广铁路以西,建成了成昆、贵昆、兰青、湘黔、焦枝等重要干线,使该地区的铁路长度从1949年的3900公里增加到1975年的2万多公里,形成了中西部地区的路网骨架。为改变沿海港口压船、压货的情况,加快了沿海主要港口建设,扩大船队规模。公路运输有较大发展,十年间年均新增公路2.69万公里,晴雨通车的公路比重由1965年的50.8%,提高到1975年的76.6%；1975年民用汽车拥有量达到91.71万辆,比1965年增加2.1倍。十年间,特别是“四五”计划期间,国内、国际航线均有较大增加。建设输油、输气管道5000多公里,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地区初步形成了连接大庆、大港、胜利等油田与炼油厂、港口等之间的原油输送管道网和四川天然气管道网。
通过十年建设,到1975年底,中国各种运输方式线路总长度达到105.47万公里,比1965年增加40.9%,运输网布局有较大改变。其中铁路营业里程达到4.60万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78.36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达到13.65万公里；民用航线里程达到8.42万公里；油、气管道长度达到0.53万公里。1975年，交通运输业完成客、货运量为19.3亿人、20.2亿吨,分别比1965年增加1倍和67.2%。
第五个五年计划时期（1976年～1980年）
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交通运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也造成交通运输业内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五五”计划期间，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加强农业和能源交通等薄弱环节；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缩小了基本建设规模。以此为前提,交通运输业相应得到了调整和展。
与此同时,注重了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对石太、宝天、丰沙大、阳安、襄渝(襄樊——安康段)等铁路进行了电气化改造,“五五”期间新增内燃和电力机车900多台。新增多用途船、集装箱船、滚装船、客船及其他传统船,至1980年底,共有527艘、963万载重吨,承担了一半以上外贸进出口海运量。
1980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4.99万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达1664公里,内燃机车牵引的铁路达7400多公里,电力、内燃机车牵引完成的客货运输周转量比重达到20.1%。公路通车里程达到88.33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为10.85万公里；民用航空航线里程达到19.53万公里；输油(气)管道里程达到0.87万公里。
第六个五年计划时期（1981年～1985年）
“六五”计划期间国家明确提出了要集中资金用于能源和交通建设,能源和交通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展重点。这期间交通运输部门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总额的比重从“五五"时期的12.9%提高到13.3%。
铁路进一步调整了投资比例,确立了以改造旧线为主、适当修建新线的方针，五年共完成基建投资237.22亿元。双线里程增加1581公里，电气化铁路增加2506公里，新建铁路2389公里。进出西南、西北和进出关等主要通道，特别是晋煤外运通道的运输能力进一步加强，晋煤外运能力从1980年的0.72亿吨增加到1985年的1.2亿吨。北京、郑州、徐州、石家庄等枢纽进行了改、扩建。水路运输的建设重点放在提高煤炭、石油等能源物资的运输能力及集装箱运输能力上，改善了港口集疏运系统，开工建设万吨级以上泊位132个，建成54个，新增吞吐能力1亿吨以上，相当于此前十年的新增能力之和；对长江、珠江、黑龙江、京杭运河等水系的内河航道进行了整治和开发。公路建设采取以工代赈、提高养路费标准、开征车辆购置附加费、集资或贷款等多种渠道扩大资金来源，使总投资达53.41亿元，新增公路里程达5.4万公里，其中一、二级公路8833公里，划定了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的11万公里国道干线。民航自“六五”开始划归国务院直接领导，加快了机场建设，机场投资占“六五”民航总投资的32%；加快了机群更新，新增飞机102架。
1985年底，各种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62.02亿人，旅客周转量4436.39亿人公里，分别比1980年增长81.5%和94.5%；完成货运量74.58亿吨，货物周转量18365.3亿吨公里，分别比1980年增长36.5%和52.7%；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达3.12亿吨，比1980年增长43%。交通运输业完成的客货运输量虽有较大幅度增加，但仍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铁路旅客列车严重超员，货运能力只能满足需要的70%左右，限制区段只能满足30%—40%左右。沿海主要港口泊位严重不足，1985年外贸船舶平均在港停时长达11.1天。沿海地区约有43%的公路路段交通量超过设计能力。
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1986年～1990年）
“七五”计划期间，国家明确提出把交通运输放在优先发展地位，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和政策，对铁路实行了经济承包责任制，港口实行政企分开，调整运价，民航实行利润留成90%等，进一步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90年与1985年相比，全社会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增长24.7%和26.8%，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分别增长30.1%和44.6%。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4.8亿吨，增加55.1% 。
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 (1991年～1995年)
“八五”时期是中国交通运输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中国共产党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8%，进出口贸易年均增长19.5%，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有较大调整和变化，城乡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这时交通运输业提出了持续增长的需求。通过深化改革和加速建设，交通运输业发生了较大变化。
对交通运输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五年间用于国有交通运输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达4835亿元，是“七五”期间的3.8倍，从中央到地方基本形成共识，重视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了中央、地方、企业投资和大胆利用外资的良好局面。
铁路出现了新的建设高潮,强化了大区间的干线建设，基本建成京九、宝中、集通新线和兰新双线,新建铁路铺轨达到5900公里；机车、客车、货车拥有量分别比“七五”期末增加14.4%、12.1%和19.5%。公路和水运实施了“三主一支持”(公路主骨架,水运主通道、港口主枢纽和支持保障系统)规划，建成了京津塘、济南至青岛等高速公路,五年新增公路12.9万公里。水运以长江干线为重点,加快内河航道建设；沿海港口按专业系统进行配套建设,新建和改建沿海中级以上泊位170个,增加吞吐能力1.38亿吨。民航有快速发展,新建和改造一批机场。
到1995年底,各种运输线路里程达到247.68万公里,比1990年增加44%。其中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管道分别增加了9.1%、12%、1.6%、122.8%和8.2%。
“八五”期间,坚持以缓解运能紧张、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为中心,重视提高科技水平，使交通运输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有新的提高。铁路双线比重由1990年的24.4%上升到1995年的31%，电气化铁路比重由13%上升到17.8%，内燃、电力机车拥有量比重由53.8%升至71.2%；大秦铁路运煤重载专线建成,京沪、京广干线开行5000吨级货物列车,广深准高速开通运营,主要干线旅客列车提速成功,都是铁路技术装备水平提高的显著标志。高等级公路有快速发展，高速公路和一、二级专用公路达到1.5万公里，比“七五”末约增加1万公里；全国汽车保有量比“七五”末增加88%。水运增加了一批有较高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成套设备；调整了船舶结构，重点发展集装箱和散货船,1995年底从事国际航运的船舶达到2200万载重吨,集装箱船队已位居世界第四位。民航新增大中型飞机281架,客机座位比“七五”末增长1.4倍；民用机场增加到137个,许多机场经过改造,提高了飞行区等级；空中通道管制和通讯导航设施有较大改善。管道运输也采用了一系列新技术,改造原有管道,输油工艺、施工技术、防腐技术等已接近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由于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八五”期间交通运输业完成的运输量有较大增加。1995年与1990年相比,全社会完成的客运量由77.3亿人增加到117.26亿人,年均增长10.3%,旅客周转量由5628.6亿人公里增加到9001.9亿人公里,年均增长1.19%；全社会货运量由97亿吨增加到123.48亿吨,年均增长5.4%,货物周转量由26207.6亿吨公里增加到35729.6亿吨公里,年均增长7.2%。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4.83亿吨增加到8.0亿吨,年均增长13.1%。与此同时,运输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在全社会旅客周转量中,1990年与1995年比较,铁路、公路、水路、民航所占的份额分别由46.4%、46.5%、2.9%、4.1%,变化为39.3%、51.1%、1.9%、7.5%；全社会货物周转量中，铁路、公路、水路、管道所占份额分别由40.5%、12.8%、44.2%、2.4%,变化为36.4%、13.8%、48.1%、1.7%,民航占0.06%。这种变化既体现了各种运输方式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是调整综合运输结构和各种运输方式之间逐步出现竞争的结果。
第九个五年计划时期（1996年～2000）
进入“九五”时期,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国家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增长,启动国内需求，采取了加大对基础设施包括对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1996年至1998年三年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6059.45亿元,1999年仍保持良好势头,这使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建设进入了一个大发展时期。
1999年与1995年比较,铁路复线里程比重由31%上升到36.1%,电气化线路里程比重由17.8%上升到24.2%；全国主要铁路干线多次全面提速。公路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到1999年底实现了“两个突破,三个提高”,即全国公路通车里程突破了130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突破了1万公里,等级公路在路网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通公路的乡村比重进一步提高,公路工程建设质量进一步提高。到1999年底，沿海港口泊位数达到1992个,其中万吨级泊位达到490个,分别比1995年增加10.2%和24.4%。民航新建、改扩建了一批机场,着手调整运力结构。
到1999年底,各种运输方式线路,总里程达到308.27万公里,比1995年增加24.46%、其中铁路、公路、水运、民航和管道分别增加了7.67%、16.83%、4.95%、34.83%和44.77%。
1999年与1995年比较,全社会完成的客运量由117.26亿人增加到139.44亿人,旅客周转量由9001.9亿人公里增加到11299.7亿人公里,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4.7%和6.4%；全社会货运量由123.48亿吨增加到129.27亿吨,货物周转量由35729.6亿吨公里增加到40495.6亿吨公里,年均增速分别为1.17%和3.33%；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由8.0亿吨增至10.5亿吨,年均增速7.8%。各项平均增速均较“八五”期间有大幅度下降。这说明,“九五”前四年交通运输需求总体不旺,呈平稳态势。这和国民经济实施宏观调控、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及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有关。
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2001年～2005）
“十五”期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历史性突破，我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195万公里，比“十五”计划预期目标增加了35万公里，比“九五”末增加了55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3.9万公里，比“十五”计划预期目标增加了9200公里，比“九五”末增加了2.4万公里。沿海港深水泊位达到912个，比“十五”计划预期目标增加了112个，比“九五”末增加了266个。
第十个五年计划时期（2006年～2010）
“十一五”期间，各种运输方式的总里程，从2005年的558.64万公里增加到2010年的704.27万公里，增长26.1%，年均增长4.7%；全社会主要运输方式完成客运量由2005年的184.70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327.91亿人，增长77.5%，年均增长12.2%；旅客周转量由17466.7亿人公里增加到27779.2亿人公里，增长59.0%，年均增长9.7%；货运量由186.20亿吨增加到320.30亿吨，增长72.0%，年均增长11.5%；货物周转量由80258.1亿吨公里增加到137329.0亿吨公里，增长71.1%，年均增长11.3%。
“十一五”期间，我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完成1.98万亿元，是“十五”投资的6.3倍。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9.10万公里，居世界第二，比2005年底增加了1.56万公里，增长了20.7%。截止到2010年底，电气化铁路里程达到4.2万公里，电气化铁路比重由2005年的31.2%提高到46.2%，增加了15个百分点，电气化铁路运营里程跃居世界第二。2010年，全国铁路客运量达16.76亿人，旅客周转量8762.2亿人公里，货运量36.43万吨，货物周转量27644.1亿吨公里，分别比2005年增长45.0%、44.5%、35.3%、33.4%，年均分别增长7.7%、7.6%、6.2%、5.9%。“十一五”期间，全国铁路共发送旅客72.8亿人，发送货物163.0亿吨，分别比“十五”增长35.9%、42.9%，均创历史新高。
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公路网总里程达到398.4万公里，5年增加63.9万公里。国省干线公路里程达到46.22万公里，其中国道16.39万公里、省道29.83万公里，比“十五”末分别增加了3.12万公里和6.44万公里。2007年底，“五纵七横”12条国道主干线提前13年全部建成，西部开发8条省际通道基本贯通，全国公路网密度由“十五”末的每百平方公里34.8公里提升至40.2公里。
国家高速公路网中重点建设的“五射两纵七横”14条线路中，已建和在建路段达到95%以上。“十一五”末高速公路里程达到7.4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比“十五”末增加了3.31万公里，增长80.7%，年均增长12.6%，“十一五”新增高速公路里程占全部高速公路的44.5%。高速公路进一步实现了大规模跨省贯通，加强了各大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分担了各省、经济区之间的客货运输，通道效应日趋显著。高速公路骨架的基本形成，构建了城市间的公路运输通道，提高了综合运输通道能力，优化了综合运输体系结构。同时也强化了对铁路、机场和沿海港口的集疏运功能，促进了综合运输体系结构的优化。按照国务院公布的高速公路网发展规划，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加快国家高速公路网主骨架建设。预计“十二五”末将基本建成。届时，中国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将有望达10万公里，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从200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五年千亿元”工程，中国农村公路建设步入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快速发展新时期。通过大规模的农村公路建设，农村公路交通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为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支撑和服务。“十一五”期间，新建和改造农村公路120万公里，基本实现全国所有具备条件乡镇通沥青（水泥）路，东、中部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西部地区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到“十一五”期末，全国农村公路里程达到345.50万公里，新增里程53.97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让人民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
由于公路投资和路网的建设，运输能力和运输量迅速增长。2010年，公路运输共发送旅客306.26亿人、旅客周转量14914亿人公里、发送货物242.53亿吨、货物周转量43005亿吨公里。
“十一五”期间，沿海港口建设投资超过3500亿元，在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和京杭运河等沿线相继建成了一批规模化、专业化港区。截止到2010年底，全国规模以上港口数量为96个，拥有生产用码头泊位32148个，其中万吨级及以上泊位1659个。2010年，全国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达80.2亿吨。其中，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54.28亿吨，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25.9亿吨；全国规模以上港口集装箱吞吐量13060万标准箱。我国港口吞吐量已经连续6年保持世界第一。港口建设取得显著成效，成为带动临港工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
“十一五”期间，民航基础设施5年投资2500亿元，相当于前25年民航建设资金的总和。截止到2010年底，运输机场达到175个，5年新增33个，改建了一批机场，初步形成了规模适当、功能完善的机场体系。这些机场覆盖了全国91%的经济总量、76%的人口和70%的县级行政单元。其中首都机场客运和浦东机场货运分别进入世界前2和前3名。“十一五”期间，我国民航航线里程和网络进一步完善。截止到2010年底，民用航空航线里程为276.5万公里，比2005年底增长38.4%，年均增长6.7%。
“十一五”期间，我国民航航空业务规模快速增长，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航空运输系统。截止到2010底，民用飞机达1604架，是2005年的1.86倍；2010年，全国民航共发送旅客2.7亿人，比2005年增长93.1%，年均增长14.1%；旅客周转量4031.6亿人公里，比2005年增长97.2%，年均增长14.5%；共发送货物557.4万吨，比2005年增长81.7%，年均增长12.7%；货物周转量176.6亿吨公里，比2005年增长123.8%，年均增长17.5%。航空运输已成为大众化的出行方式。5年来完成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重大航空运输保障任务，在汶川、玉树地震救援等突发事件紧急运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航空运输无论客运还是货运在综合交通体系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截止到2010年底，管线总里程从“十五”末的4.4万公里增加到7.8万公里，比2005年底增长78.4%，年均增长12.3%。2010年，管道输油（气）能力为49189万吨，比2005年增长58.5%，年均增长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