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姐
江姐，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因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党史小说”《红岩》的相继出版，而成为当代中国公众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
她本名江竹筠，地下党组织内一般都称她“江姐”。1948年初，她的丈夫彭咏梧(中共川东临委委员、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在下川东领导农民暴动失败，不幸牺牲。她忍住悲痛，要求地下组织将她再派到下川东，继续从事农村暴动的准备工作，不料于端午节后因上级领导叛变出卖而被捕。正忙于打内战的国民党当局为了防止后方农村暴动，急于从她口中得到有关地下组织情况，对她施用了酷刑，但她任凭拷打折磨，坚不吐实，关押至1949年11月14日被杀害。
后来回忆录的作者们在创作小说《红岩》时又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仍旧称为“江姐”的“江雪琴”，实际上江雪琴的革命经历和主要事迹均与江竹筠相同(电影演员于蓝在扮演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时，就专门请当年江姐的战友刘德彬详细介绍了真实的江姐的各方面情况)。因此，一般人仍然把小说中以及后来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歌剧《江姐》等文艺作品中的江姐都看成是历史上真实的江姐。
虽然江姐在中共党内地位并不高，只是基层党组织(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工委)的联络员，与她同时代献身革命、同样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何止成千上万，但她却为广大公众所熟知，江竹筠的名字和事迹还同许多革命领袖人物一起被载入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的人物辞条中。在2003年重庆市评选“重庆十大历史文化名人”时，还有不少人要求选江姐……这不能不归功于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和小说《红岩》所引起的轰动效应。
在人们所熟知的江姐的动人事迹中，有两个最让人印象深刻、过目难忘的情节，一个是她亲眼看到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悬挂示众的她丈夫彭咏梧(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叫彭松涛)的人头，另一个是她被捕后遭受了以竹签子“钉手指”的酷刑。
遗憾的是，这两个震动了亿万公众的情节，恰恰都是虚构的。
虚构这两个情节，并非是在作者们创作小说时，而是在他们写革命回忆录——报告文学时，甚至在此前为青少年作烈土事迹宣传报告时就开始了。后来刘德彬在一份回忆材料中坦诚写道：“事实上，烈士的一些英雄事迹也是被夸大了的。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把它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提纲和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把她说成见到了。”1964年《在烈火中永生》再版时，因江姐看到丈夫人头的情节编造痕迹太重，被刘德彬提议删掉了。但江姐遭受竹签子“钉手指”酷刑的情节，仍然保留了下来，长期留传，影响深广。
我们看看历史上对江姐事迹的介绍中，对她受刑的介绍经过了怎样的演变。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接管重庆。在国民党当局溃逃前夕，对渣滓洞、白公馆等地关押的政治犯实行了血腥大屠杀。12月初，分别在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从渣滓洞、白公馆脱险逃生的刘德彬、罗广斌等到“脱险同志联络处”报到集中。随即被安排到“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组织部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评审烈士参考。他们集中了萧中鼎、傅伯雍、盛国玉、孙重、任可风、杜文博、郭德贤、曾紫霞等脱险同志一起讨论，提供烈土生平及狱中表现等资料，罗广斌与刘德彬、凌春波记录整理，由罗广斌一人做代表向评审会议介绍情况，听候咨询。
1950年1月中旬，“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召开后，罗广斌、刘德彬等将有关材料整理成大会特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印行3000册，分送有关单位和烈士亲属。其中，“被难烈士事略”中的“江竹筠烈士”一则，对江姐被捕后的受刑是这样介绍的：
特务们一点不放松她，戴重镣，坐老虎凳，吊鸭儿浮水，夹手指……极刑拷讯中，曾经昏死过三次……
1950年6月21日出版的重庆《大众文艺》第一卷第三期发表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3人第一次合写的文章《“中美合作所”回忆片断：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其中对江姐受刑是这样写的：
特别是江竹筠同志，(特务)要想从她身上，找出一些关于她丈夫彭咏梧同志的关系，所以在魔窟的严刑拷讯下，她受尽了老虎凳、鸭儿浮水、夹手指、电刑、钉重镣……各种各样的酷刑……
双枪老太婆：小说《红岩》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当是双枪老太婆了。她疾恶如仇，爱憎分明，惩奸除恶，腰插双枪，能左右开弓，百步穿杨，带领华蓥山游击队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军，颇具女侠风骨。
真有这样的生活原型吗?有。不但有，而且生活原型比小说、电影人物有过之而无不及。她们就是中共党员陈联诗同志和邓惠中烈士。
陈联诗，四川岳池人，生于1900年，其家庭为岳池名门。陈联诗自幼聪颖过人，毕业于岳池女师，以优异的成绩留校执教，1923年1月与廖玉璧结婚。婚后，陈联诗和廖玉璧双双考入南京东南大学。此后，廖玉璧奉党组织的指示回家乡去抓武装，陈联诗便随丈夫返乡。
陈联诗在川北起义中，积极协助丈夫工作，并亲自主管后勤军需，下山搞粮筹物，到重庆购买枪支弹药护送回华蓥山，干的都是处处充满危险的工作，但她每次都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她的枪法，也是这段时间苦练出来的。
大约是艺高人胆大吧，此后她腰插双枪，不管是下山筹粮筹物，还是到重庆运子弹回来，虽然身边只带两三个队员，但只要有小股敌人敢挡道，肯定跑不掉吃她的枪子儿，很快在川北打出了名气，人称“双枪女侠陈三姐”。1928年秋，陈联诗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秋，她因党组织决定川北举行第二次更大规模的起义，为迎接红四方面军入川，负责第二次起义的后勤筹备工作。
为了解决起义的大批款项困难，陈联诗和廖玉璧卖了自己的田产，将钱交给了党组织。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陈联诗便在广安开了“悦来医社”，以保证起义后的药品供应，在罗渡溪、赛龙场、肖家场开了栈房和饭馆，以备起义后的吃住急需。忙完这些，她又带了一个小分队，赶往重庆抢运回一批枪支弹药。
起义顺利举行了。这次起义使军阀杨森的部队遭到重创，一时间完全被拖住，无法抽兵围剿红军，为川陕苏区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此后，陈联诗和华蓥山游击队的其他几位领导人一起，指挥这支英勇不屈的队伍一直在华蓥山坚持武装斗争。
“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二邓惠中，是四川岳县人，出生于1904年7月(农历)，毕业于岳池女子师范学校，并执教于该县江西馆小学，此后不久，即任该校校长。
1937年冬，邓惠中的丈夫邓福谦因向往延安，决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留在家里的邓惠中，担负起了供养老人和抚育三个幼儿的重担，并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和丈夫同年入党。入党后，她很快担任了县妇女委员和妇女特支书记，把党组织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群众中很有威信。
这一时期，邓惠中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岳武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中。在实际武装斗争的锻炼中，她学会了射击，逐渐练成一名神枪手，经常腰插双枪，下乡筹粮筹款，并和陈联诗一样，经常扮成阔太太，坐上滑杆，带着几名游击队员出外运回枪弹。她几次身临险境，但都从容镇静地应付过去。实在无法蒙混过关的时候，她便果断地拔枪射击先发制人，带领队员冲出险境。
岳武起义失败后不久，邓惠中于1948年8月2日不幸被捕，敌人同时还抓捕了她的也是党员的二儿子邓斌。母子都坚贞不屈。1949年11月27日，邓惠中和儿子邓斌被特务们枪杀于渣滓洞。
许云峰：1948年，在国民党的统治下处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为了配合工人运动，重庆地下党工运书记许云峰命甫志高建立沙坪书店，作为地下党的备用联络站。甫志高为了表现自己，不顾联络站的保密性质，擅自扩大书店规模，销售进步书刊。一天，区委书记江姐要去华蓥山根据地，甫志高到码头为江姐送行，江姐嘱咐他要注意隐蔽，他嘴上答应，心里却不以为然。江姐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一座县城时，发现自己的丈夫、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的人头被高挂城头。见到纵队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后，她强忍悲痛，坚决要求到丈夫生前战斗的地方工作。甫志高又自作主张吸收一名叫郑克昌的青年入店工作，许云峰知道情况后大吃一惊，几经分析发现郑克昌行迹可疑，便让甫志高通知所有人员迅速转移。甫志高却根本不听劝告，反认为许云峰嫉妒自己的工作成绩，结果被捕并成了可耻的叛徒。由于他的告密，许云峰、成岗、余新江和刘思扬等人很快相继被捕。特务头子徐鹏飞得意忘形，妄图借此将重庆地下党一网打尽。然而，他使尽各种伎俩，都没能从许云峰等人身上得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凶残的敌人为了得到口供，疯狂地折磨政治犯。他们给犯人食用霉烂的食物，而且在炎热的夏天限制饮水数量，妄图用炎热、蚊虫、饥饿和干渴动摇革命者的意志。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狱中难友乘放风时在墙角挖出一眼泉水，在保护泉水的斗争中，龙光华英勇牺牲，全狱难友绝食抗议敌人的暴行，敌人不得不妥协让步。
叛徒甫志高带领特务窜到乡下，江姐不幸被捕，关押在渣滓洞里。在狱中，她受尽了折磨，凶残的敌人把竹签钉进了她的十指。面对毒刑，她傲然宣告：“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秋去冬来，转眼到了年底。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当局在受到沉重打击后开始放出和谈空气。阴历年三十，渣滓洞全体难友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联欢会。更令人高兴的是，地下党派人与他们取得了联系。敌人为了表示和谈的“诚意”，假意释放了一些政治犯，来自资本家家庭的共产党员刘思扬是其中之一。在他被送回刘公馆的第二天夜里，一个自称姓朱的人潜入刘家，说他受区委书记李敬原的委派，前来了解刘思扬在狱中的表现，并要他详细汇报狱中地下党的情况。正当刘思扬对此人怀疑时，李敬原派人送来情报，揭穿了这个伪装特务郑克昌的真面目。刘思扬来不及转移，又被抓起来关进另一所监狱“白公馆”。郑克昌在诱骗刘思扬失败后，又伪装成同情革命的记者高邦晋打入渣滓洞，他妄图通过苦肉计刺探狱中地下党的秘密。余新江等人识破了他的伪装，并借敌人之手除掉了这个阴险的特务。解放军日益逼近重庆，地下党准备组织狱中暴动。在白公馆装疯多年的共产党员华子良与狱中党组织接上了关系。同时，关在地窖中的许云峰用手指和铁镣挖出了一条秘密通道。当解放军攻入四川，即将解放重庆的时候，徐鹏飞等狗急跳墙，提前秘密杀害了许云峰、江姐、成岗等人。就在许云峰等人被害的当天晚上，渣滓洞和白公馆同时举行了暴动。刘思扬等一些同志牺牲了，但更多的同志终于冲出了魔窟，伴随着解放军隆隆的炮声，去迎接黎明时分灿烂的曙光
疯老头： “疯老头”华子良
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从被捕入狱到最后脱险，整整坐了14年牢。他是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者，小说《红岩》中描写的华子良的情节，相当一部分是真实的。他是山东阳谷县人，出生于1909年，1933年入党，同年打入敌特，后暴露被捕。韩子栋在好几所著名的监狱被特务关押过。在白公馆监狱，他什么酷刑都受过，但他就是不招供、不低头，特务们拿他实在没办法，就一直把他关在白公馆。由于关押时间长了，特务们渐渐对他放松了戒备。以后新到白公馆的特务，只知道他是一个老嫌疑犯，人也傻乎乎的。担任采买的看守王懋才就经常把他带出去挑菜。
1947年8月18日，这是一个韩子栋一生都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天下午，王懋才又叫上他上街买菜。途中，王被特务们拉上了牌桌，打麻将赌起钱来。这真是一个绝好的机会!韩子栋决定就趁这个机会逃出去。
韩子栋见王懋才渐渐打上了兴头，便向王说道：“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就回来。”来到街上后，他一溜猛跑到嘉陵江边。为了对付特务的警犬，他跨入江水中奔跑了好长一段，然后才找了条小船，渡过江去。
王懋才打了一阵麻将，才忽然回过神来：哎，人呢?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回来?他心知不妙，下了牌桌。一帮拉他打牌的特务，也立时吓得呆了。
白公馆跑了共产党!这几乎是前所未有的。顿时闹得重庆保密局系统从上到下都惊慌起来，派出特务四处追捕。正在重庆运输军统器材到南京的沈醉，听说此事后立即调了10辆小车，带上大批特务和韩子栋的照片，分两路向贵阳和成都方向追去。与此同时，特务们还大量加印韩子栋的照片分发各地警特单位，查旅馆，搜店铺。他们以为无论如何都能抓到韩子栋，因为警犬追到嘉陵江边后，根本没有嗅出他过江的气味。可特务们却有所不知，在他们心中傻乎乎呆痴痴的韩子栋，却在逃路中考虑到了怎么对付警犬!
韩子栋过江后，直赴河南，一路忍饥露宿，历尽千难万苦才找到了解放军。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计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文革”中韩子栋受到不公正待遇。
韩子栋被平反后，担任了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省顾委委员，为党的统战和政协工作做出了许多新的贡献，1992年5月19日病逝于贵阳，终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