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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经济奇迹”重要推手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已经难以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增量动力，还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高消费、低储蓄和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两级结构。中国经济也因此严重依赖外部需求，资源供给条件日趋恶化。中国在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应该积极完善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条件，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中国“经济奇迹”重要推手
三十年来，以追求出口和贸易盈余为特征的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将中国业已形成的比较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无足轻重的贸易体发展成为世界第二贸易大国。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就业与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核心板块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在积极承接国际产业结构转移的同时，也通过技术创新，将该地区打造成世界级的制造基地。另一方面，重商主义经济模式也为中国换来了令不少国家羡慕的巨额外汇储备。
成就中美两级经济结构
不过，尽管重商主义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贡献卓著，但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也不低。首先，中国以资源型产品的出口换来的只是表征财富的货币符号。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货币符号就是美元。假如在美元与黄金挂钩的时代，这种货币符号尚可保值增值。问题是布雷顿森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完全可以利用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元的贬值来转嫁经济成本、掠夺他国财富。从而形成了处于世界经济中心的美国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分工：美国掌握着货币发行和市场的主导权，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依赖美国的市场和美元。在这个分工框架下，以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美国可以通过发行美元购买中国等外围国家的廉价物品，尽管带来了美国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巨额贸易逆差，但是凭借金融市场优势，中国等国积累的贸易顺差反过来又以购买国债的形式回流到美国。美国以成本极为低廉的货币手段来平衡经常性的贸易逆差。美国依靠中国等国的送美元上门，维系着寅吃卯粮的经济繁荣，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发行更多的美元并支付不超过4%的债券利息。而且还可以籍此把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归罪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通过施压，迫使这些国家进行货币升值，被动地调整本国经济政策，以此来承担美国转嫁而来的经济调整成本。
恶化了资源供给条件
另一方面，重商主义经济模式还恶化了中国的资源供给条件。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制造业出口，使得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消耗了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尤其是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吞噬了大部分的能源和基础性资源。去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大约为11%，却消耗了超过全球总产量20%以上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这样的反差至少说明三个事实：一是在世界整体经济结构中，中国依然处于产业分工的低端，高能耗、重污染、低技术、低产出的基础产业，依然占据太大比重；二是即使在同一产业中，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水平，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其三，中国对大宗初级商品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全球通胀。统计资料显示，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番，但资源消费量也翻了一番甚至更多。如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量增长了一倍以上，钢与铜的消费增长幅度分别超过150%和180%，而十种有色金属的消费增长幅度更是达到惊人的270%。在三级跳式的资源消费增量面前，中国的资源储量占世界的总量的比重却显得格外寒碜：中国的铁矿石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9%，铜的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5%，石油储量不足世界总储量的2%。根据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一份题为《未来20年中国矿产资源的需求与安全供应问题》的报告，按照现有探明储量和消耗速度，中国目前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中，到2020年只有9种。到2030年，则可能只有2至3种。其中以石油、铁矿石与铜、铝的供需矛盾最为突出。而根据国际经验，当一国资源的对外依存度达到20%―30%时，经济发展就面临较高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仍处于分工的底层，短期内无法挑战美英在国际初级产品定价方面的垄断权，所以尽管中国是国际初级产品市场的大买家，却无法使国际初级产品的市场价格发生有利于自己的变化。
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在上述这些约束条件下，继续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加剧中国经济跌入收益小于成本的恶性循环。在支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增量动力已消耗殆尽的情况下，中国必须摆脱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依赖”，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时进行产业调整，控制重化工业投资，降低消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通过技术创新与质量管理提高出口竞争力的同时，应该积极完善适应经济转型的配套条件，构筑内需型经济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