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长沙城曾深陷一场名为“文夕大火”的沉痛火劫，当年创痛至今仍深留在城市记忆深处，但从废墟中屹立起的坚强，从灾难中汲取的力量依然穿透时空，让今天的我们从中感受不屈的力量
文夕大火又称长沙大火，是长沙历史上毁坏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城人为性质的火灾，也让长沙与柏林、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为严重的城市之一。
文夕大火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武汉会战失利后，武汉的机关、工厂，以及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使当时30多万人口的长沙骤增至50多万。加上以前长沙作为上海，南京等会战的后方，长沙已经积累了许多战略储备，商业也很繁荣。但长沙有限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交通根本难以承载如此大量的迁入，这些都给日后的巨大损失埋下了隐患。
11月8日，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并轰炸了长沙和衡阳。9日、11日，临湘、岳阳接连失守，中日对峙新墙河。长沙的局势十分严峻，当时的民国政府对长沙能否守住十分缺乏信心。蒋介石提出焦土抗战的作战思想，认为即使烧毁长沙也不能让日本获得任何物资。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电报，在11月10日（一说12日）的会议中传达了蒋介石的思想，并组织纵火队伍。当城东南的天心阁放火时，即开始全城放火。
1938年11月12日深夜（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失火（是故意纵火的信号或是无意失火，至今仍然是谜）。纵火队员以为是信号，便全城放火。大火持续了整整五天五夜，古城长沙2500多年的历史财富几乎被毁灭殆尽。无数市民争相逃命，在长沙城的湘江渡口发生严重的踩踏事故。
3000多人在大火中丧生。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共计5.6万余栋。大火造成经济损失10多亿元，约占长沙总值的43%。政府机关被烧毁的有省政府、民政厅、建设厅、警察局、警备司令部、省市党部、保安处、地方法院、高等法院、电报局、电话局、邮政局、市商会、中央通讯社、中央广播电台和在长沙各家报馆等大部或全部建筑;被烧毁或大部烧毁的学校有湖南大学、明德中学、岳云农工，楚怡工业学校、兑泽中学、第一师范、南华女中、明宪女校、妙高峰中学、省立长沙高中、民众教育馆等31所;被毁的银行有湖南省银行、江西裕民银行、上海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十余家;被烧毁工厂的有40多家，其中损失最大的有湖南第一纺织厂，其厂房损失达27万余元，原料损失达96万余元，机器设备损失达60多万元。长沙作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190多家碾米厂和粮栈仅幸存12家半。绸布业损失约200余万元，约占全行业资产的80%。湘绣业40家全部毁灭。除湘雅医院外的所有医院均被烧毁。
当时周恩来和叶剑英都在长沙，起火时他们带重要文件急忙撤离，于13日下午到湘潭。郭沫若当时也在长沙亲历了大火，《郭沫若传》中对情景进行了描述:“只见城中烈焰升腾而起，映红了整个夜空，来不及撤退的长沙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的，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地绝叫，伴随着房倒屋塌的轰隆声。……车至城郊关帝庙前，极目远望，根本不见长沙踪影，惟有冲天的火光和翻滚的浓烟，显然火势还在蔓延。”
12日的电报代码是“文”，大火又发生在夜里（即夕），所以称此次大火为“文夕大火”。
1938年11月18日，为了平息民愤，蒋介石下令枪毙“长沙纵火案”三个“当事人”：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市公安局长文重孚。张治中去职。他们成为了事件的替罪羊。
1938年11月19日，长沙城的废墟上重新出现了菜市：卖肉者3人，卖菜者2人。
日军在当时并未进攻长沙。
先锋厅的钟楼（中山纪念亭）有幸保存了下来。其他幸免的建筑物还有湘雅医院。
2005年7月，长沙市首个以纪念“文夕大火”的建筑———电灯公司遗址纪念墙建成。纪念墙位于湘江风光带与劳动路交汇处。同年建成的还有长沙大火警示钟大型雕塑。
文夕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长沙作为中国唯一一个2000多年城址不变的古城，文化传承也在此中断，在历史研究上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人民流离失所，商业贸易、政府机关、学术机构等几乎完全被摧毁。但这只是大摧毁的开始。从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日军发动了四次长沙会战，轰炸长沙100多次。国军在前三次会战都获得胜利并重创日军。在文夕大火中损毁严重的长沙成为了一片废墟。
当时《中央日报》的社论:“长沙近30年来，物质、人力欣欣向荣。全国都市中，充实富庶，长沙当居首要。百年缔造，可怜一炬。”
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后，腐败无能到出神入化的国民党政府在正面战场多次组织的大规模会战，均未能阻止优势敌人的疯狂进攻。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军继续沿粤汉铁路南犯，进逼湘北，湖南由抗战的大后方转变为抗日的前线。11月9日日军攻陷岳阳，继向南推进至新墙河北岸，湘北门户洞开。省会长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谣传敌人即将进攻长沙，聚集在长沙的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人心惶惶，一夕数惊。
在此严峻形势下，蒋介石在长沙召开了军政人员会议，讨论战局问题。基于对已经沦陷的重要城市未加破坏，资为敌用，实为失策的认识和对确保长沙信心的缺乏，会议期间，蒋介石曾指示张治中等人，如果长沙不保，即实行火烧。11月12日上午9时许，蒋介石侍从室正式指示张治中对长沙采取焦士政策；稍后，张又接到蒋介石“限一小时到”的紧急电报：“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
对于焚城阻敌的办法，张治中虽曾提出过异议，但以蒋介石的专横，张是不敢不执行的。张治中迭接蒋介石焚城的命令后，立即采取应变措施，指定省会警备司令部司令酆悌负责筹备，省保安处予以协助，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担任放火总指挥，负责组织放火队伍，准备放火工具。根据当时拟定的焚城计划，放火前，先发布日军轰城的消息，以便于疏散市民，并施放空袭警报，由警备队督促市民出城；放火时，以城南天心阁处举火为号，全城同时行动。放火时间视日军进攻长沙的情况而定，由酆悌亲自掌握。按此计划，徐昆迅速将警备第二团以3人为一组，编成100个放火小组，分发放火器材，调集大量消防车，灌人汽油，作为放火车，并在主要街道预备大桶的汽油和煤油等易燃物，有些墙壁上用石灰写着“焦”字，或画了其他纵火暗号，或用日文写着对敌宣传标语。
11月12日，即岳阳弃守的第三天，日寇先头部队已抵汩罗江北。谣言不胫而走，或说敌人已到新河（距长沙仅10多里），或说敌艇已距省河不远等等。逃难的人流有如成群结队的蚂蚁，把城郊数十里内的稻田踩成无数的小道；被阻于水的，更是狼狈不堪，或忍痛抛箱弃物，或失足落水，葬身鱼腹。
入夜，城里到处关门闭户，街上漆黑一团，偶然从门隙里透出一点点灯光，或传来几声小贩的叫卖，凄凉万状。
深夜，全城戒严，行人绝迹，只有三五成群的全副武装的士兵或提油桶，或提着小火炉，或拿着其他放火器材，紧张地窜到全市街头巷尾，准备执行放火任务。正在这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急时刻，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紧接着天心阁和一些地方也起火了。预先守候在各处的放火队员一见天心阁的火光，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油桶或居民的房屋。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热浪灼人，爆声阵阵，美丽的长沙古城顿成一片火海。
焚城的计划是严格保密的，焚城的行动又是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发生的。故当火起时，留城的老百姓尚在睡梦中。及至从梦中惊醒，还以为是日军打进城来了。正准备夺路逃命，但烈火已经临门，大多数的街巷已被烟火封住。熊熊大火中逃命的人们，在拥挤和混乱不堪中，有的被人群踩死，有的被汽车压死，有的被大火活活烧死。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大火逼进水缸后惨死。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躲进水缸避火，双双被活活煮死。30多名余太华金号员工躲进防空洞，全被烤焦致死。凄厉的哭喊声，恐怖的嘶叫声，连同建筑物燃烧时的爆炸声，交织成为一个悲惨世界。
这场恐怖而又无情的大火一直延烧了两天两夜，造成了空前的浩劫。全城8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原来繁华的街道变成断壁残垣，学校、银行、工厂、商店毁于一旦。据国民党湖南省政府统计室编印的《湖南省抗战损失统计》估计，大火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0多亿元，相当于抗战胜利后的1.7万亿元。据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数字，直接死于火灾的有3000余人。
长沙大火前，周恩来、叶剑英正在长沙。大火当夜，他们率领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冲出火海，撤往湘潭。14日，他们立即赴南岳，就大火的善后问题与蒋介石交涉。面对各方的责难，蒋介石连夜从南岳赶至长沙处理善后，迫于长沙和全国人民的舆论压力，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3点善后办法：(1)拨款50万元救济灾民；(2)调集5000民工清理街道，掩埋尸体，搭盖窝棚，安置灾民；(3)严惩放火首犯。几天后，蒋介石下令判处酆悌、徐昆、文重孚（省会警察局长）3人死刑；绘张治中以“革职留任”的处分，仍继续负责火灾的善后。17日，周恩来最先赶到长沙，领导善后工作。22日，省府也成立了长沙市临时救济委员会。郭沫若等在回到长沙后，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一道组成了“善后工作突击队”，开展善后救灾工作。整个善后工作至11月底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