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治学兼通汉宋，讲求百家，因此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甚至对儿子说过，以不知天文和算学知识为耻。
他比较重视的书包括：《二十三史》，《朱子全书》，《船山遗书》等，儒家经典中比较喜欢读张载、周敦颐的书，史书比较喜欢读史记、汉书，古文喜读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集，诗喜读李白、杜甫、黄庭坚、陶渊明等人的诗集。
附一篇：《曾国藩的读书之道》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酷爱读书、善于读书亦是许多人无法企及的。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他与一般行伍出身的将领有很大不同，应算是位半路出家的儒将，可以说是在带兵的同时念念不忘读书，平时为人处世也难掩其读书人的本色。从大处讲他平生一直醉心于推崇桐城派古文，颇有文坛领袖的气派；从细处讲他对读书也有自己的一些心得方略，这较多体现在他对子弟的读书指导上。他的读书之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有诸多借鉴之处。
一、曾国藩读书之道考述
一要定课程：
每日课程：读，熟读书十页。看，应看书十页。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余偶谈一则。
每月课程：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艺。（熟读书是：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二要手到口到
每日所看之书，皆过笔圈点；读文以声调为本,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
三要做到"三有""三法"
"三有"即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
"三法"即是约、专、耐。
"约"，读书如同万壑争流，必有主脉，能把握神理所在，其他次要问题均能附会旁通。
"专"，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凡人为一事。以专为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纷。乃凝于神，皆至言也。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如譬若掘井，掘数十井而不及泉，不如掘一井而见泉。
读书总以背熟经书，常讲史鉴为要，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末完，勿换彼书耳。
"耐"，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写字，凡事都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四要做到"看、温、习、思"。
读书时应看、温、习、思四事并行。"看生书应该求快，不多读就显得孤陋寡闻；温习旧书应该精熟，不背诵则容易忘记。思考要经常，不这样就好比人哑不能说话，马跛不能飞弛。这四点缺一不可。
要做到看、读、写、作并举。“吾意学者于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拳，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上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至写字不多则不熟，不熟则不速。无论何事，均不能敏以图功。至作文，则所以浦此心之灵机也。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书信：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复邓注琼）。"看"多用"猛火煮"；"读"则如"鸡伏卵"。"写"指练字书法，"作"指作文吟诗。摘自《曾国藩心述手记》《曾国藩家书》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国藩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二、幼年读书孜孜以求
曾国藩在其父的时刻监督下，他的学习成绩是不错的。14岁时，就能读《周礼》《史记》中的文章，而且在长沙的童子试中，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20岁时进入衡阳唐氏宗祠读书，拜汪觉庵为师。21岁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意识是改掉以前的坏毛病，获得新生的意思。24岁进入岳麓书院（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求学，这年秋天考中举人，然而，之后两次会试不中，无奈只好留级复读。虚岁28时，考中了同进士。
曾国藩爱书之甚,乃至不惜负债贷款也要购得,他认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家书：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清道光十六年,他从京师(今北京)“贷百金,南归过金陵(今南京),尽以购书”。古往今来,爱读者不计其数,可舍得贷款负债购书者又有几人?
这些书买回家后,他爱不释手,如饥似渴,恨不得全部读完。于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庭户者几一年”,简直到了“世间百事,唯有读书”之地步。可他却以此为乐,认为“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
他从小就养成诵读习惯,一则可在抑扬顿挫声中享受其乐,品味其意;二则能增强记忆,出口成章,以至于一些名篇名句终老不忘。据史载,曾国藩五岁即“受学于庭,诵读颖悟”,十五岁能成篇背诵《周礼·仪礼》、《史记》、《昭明文选》等名著篇章。即使到了花甲之年,仍能成篇背诵《离骚》,且能在行军途中背诵《上林赋》等名篇。
三、深刻的读书见解
如何读书、读好书,曾国藩有着独到见解。他觉得,“看书不可不知所择”,首先要有重点,懂得选择,尤其要选那些经典名著,质量才有保证。他平生最爱读的是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司马迁的《史记》,道家名著《庄子》,司马光的《汉书》，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翰愈之文章等。
他读书从不走马观花,严谨深入,锲而不舍,直到读懂方休。比如“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本。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手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或辞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如恍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家书：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澄温沅季诸弟）”。这位戎马一生的儒将重臣尽管军务政事缠身,但每个时期都必制订不同读书课程,其中尤重历史,“每日读史十页”,终其一生。
他涉猎广泛,孜孜以求,永无止境,曾说“余平生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百密一疏,本无可厚非,但他深以为憾。这种可贵的精神连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很佩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
四、供职京师读书为经世致用
曾国藩作为接受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有积极入世的意识。同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自幼的家庭生活环境，以及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术思想，对他的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并最终付诸行动，都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患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五、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相通
曾国藩是一个带兵近20年的统帅，其读书的方略与指挥打仗也不无相通之处。究其军事思想，最典型的体现在他的这样一段话中：“我军以寡敌众，并不用虚声奇计，专以扎硬寨、打死仗为能。”“扎硬寨、打死仗”讲究的是认准一个目标，持之以恒地不懈努力，关键是要守之有恒。这一道理转到读书上就化为他给几个弟弟定的一条规矩：“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它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事实上，无论古今一个人可读的书都多得不可胜数，而人生能有效利用的时间却相当有限，读书的目的是要以书中所得构建自己的表述习惯和知识体系，为此就只能精选少数成系列的典范著作专心去读，以求学有所得，读书致用。对这一道理他举了读韩愈（字昌黎）的书为例：“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见，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其意换句今天的白话说，就是在读书上要贯彻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在信息爆炸的当今这一原则的重要性就更显突出。
在读书的方略上对“专字诀”要奉若圭臬，但尽讲一个“专”字似乎又有所不足。对此，曾国藩还有另一个读书心得，就是把读书分为略读的“看”和精读的“读”。照他的说法，除“看”和“读”外还有“写”（书法）和“作”（作文），以此四者构成读书的整个体系。在他眼中，“看”和“读”是有严格分工的。“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其中道理说的是，讲究“专字诀”的“读”是读书的主心骨，而四面撒网的“看”则是附丽核心的枝叶，两者相辅相成共建起了人生知识和学问的大厦。与此读书方略相合，在他的日记中谈到读书时就常有“阅”和“温”的区别，“阅”的往往是第一次看的生书，而“温”的则是烂熟于心的《孟子》、《史记》一类。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荐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高潮。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且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也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
六、身体力行言传身教
曾国藩读书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言传身教,谆谆教导子孙后代。他留下的一千余封家书多数有教子读书内容。如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谕纪泽家书：“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易经》、《左传》请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俱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田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其中,有指导性要求：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也有研读篇目：如《史记》、《汉书》、《四书》、《昭明文选》等名著;更有教导读书重要意义，如：“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调立志即丹也。（家书：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谕纪泽）”读书,已不仅仅是曾国藩个人爱好,更是他治家传世的重要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