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套人民币目前大全套价格超过6万元，其中最稀少的10元券价格就接近5万元。而其全套14张钞票的面值不过27.88元，发行50年以来升值了二千多倍。
第二套人民币是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人民政府着手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财政经济状况逐步好转，金融物价已趋稳定的情况下，为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而于1955年3月1日开始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与第一套人民币的比值为1：10000，有主辅币之分，计有1分、2分、5分、1角、2角、5角、1元、2元、3元、5元、10元11种面额，13个票种,14种版别。
第二套人民币的设计是由于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专家罗工柳、周令钊、王式廓与印制企业专业技术人员张作栋、王益久、沈乃镛、武志章、刘玉山、高增基等共同完成的。1951年2月开始设计，1952年2月20日政务院审定1、2、5分，1、2、5、 角6种辅币和1元券的设计稿，1952年3月4日审定2元、3元、5元券设计稿，1954年12月30日批准修改后的10元工农联盟券设计稿。第二套人民币的凹版雕刻是首次在国内、国际上展示其艺术水平，参加人物、风景、装饰、花纹雕刻的人员有吴彭越、林文艺、刘国栋、李曼增、赵亚云等，其中代表性作品是2元券正面的延安宝塔和5元券的民族团结群像，均出自吴彭越之手。为提高防伪假水平，第二套人民币在印制工艺上有了很大提高，分券全部采用胶版印刷，角券由胶版和单面凹印制，元券则为胶版和双面凹版印刷，10元券除采用双凹印制外还采用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接纹技术。但限于当时我国的印制条件和能力，3元、5元、10元3种大面额票券不得不委托苏联代印。这期间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大体上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2年3月经周总理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派贺晓初为组长的四人印制小组赴苏洽谈代印人民币事宜，经过反复商谈，历时一年半，于1953年8月17日与苏方签订了代印3、5元券合同，总计15亿张，55亿元；第二阶段是1954年9月30日，由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商得苏方同意代印10元券，经过近两年的试验、洽谈，于1956年6月14日与苏方签订了代印10元券的补充协定，总计2亿张，20亿元；第三阶段是1961年3月24日经驻苏大使与苏方会谈，洽商续印10元券问题，8月26日与苏方签订了续印合同，总订3亿张，30亿元；第四阶段是1962年7月至1964年5月15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为防止人民币信誉遭意外破坏，提前收回苏联代印的3种票子，并向苏方索回3种票券的代印资料。
在第二套人民币发行过程中，发生过两次重要的改版。
一是1953年版红色1元券的改版。那是1955年7月，即在第二套人民币刚刚发行4个月以后，就发现了红色1元券出现严重的变色褪色现象。此事立刻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注意，马上收集、分析了各地报送的材料，写出了报告上报中央和国务院。周总理十分重视这一事件，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细致研究，作了很重要的批示，并转送毛泽东、刘少奇、邓不平、彭真等中央领导传阅。周总理在批示中一方面要求银行要邀请科学院的专家对红色1元的物化性能进行技术上的分析鉴定，另一方面又指示公安部门尽快分析调查有无坏分子的破坏，研究对付坏分子伪造破坏的对策。后来，经过技术鉴写确认，变色褪色的主要原因是油墨的连接料性能差，影响颜料在纸张上的附着力，尤其不利于在松、柏、杉等到木箱中存放。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因为发现红色1元券变色褪色较严重的多在江南地区，那里的群众由于喜爱新币，多愿将钞票放入松、柏、杉等木箱中，再加之南方潮湿气候的影响，便发生了上述变色褪色问题。技术鉴定还证实，在各种颜色的钞票中，红色的可变性最大，而黑色则较为稳定。为了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中国人民银行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一方面要求所属印钞厂改进油墨的连接料，改变油墨配方，另一方面向中央提出重新设计、印制另一种仍以天安门为主景的蓝黑色1元券，以代替变色褪色的红色1元券的建议报告。在此期间，李先念同志根据银行的报告写信经同总理，提议新版1元券用平日的天安门景象，即去掉8个宫灯，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周总理经过认真研究后批示：“同意！”同时还通过他的秘书再次转达了毛主席不同意在钞票上放他的像的意见。至于改版后的1元券用什么颜色的问题，也使银行领导人和有关设计人员颇费一番心思，因为我国人民有尚红的习惯，喜欢大红大绿，用红色群众易于接受，用黑色则于钞票防假有利，因此，就提出了红、黑两个方案，陈述各自的优缺点上报李先念和陈云同志，然后转呈周总理。陈云同志批示：“我认为黑色较好，主要理由是油墨耐磨。”周总理看了陈云批示后批示：“同意采用黑色。”这样，1956年版蓝黑色1元券就这样确定下来了，它与红色1元券除了颜色和年号不同外，在天安门上取消了8个宫灯，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和“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两条标语。
二是1953年版酱紫色5元券的改版。5元券的改版主要是从自力更生的原则出发规划我国印钞事业而出现的一个问题。在我们当时委托苏联代印3种大面额票券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品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所需钞票的数量极大，委托外国印制，终非长久之计，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基础之上，必须积极创造条件，在尽早的时间内使钞票完全自印。为此，在1956年设计制作了一块5元券的备用版，以备不时之需。备用版的主题图景仍为“民族大团结”，但在花边、花符、装饰、底纹等各个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1960年，在自力更生方针的指引下，经我国造纸工人们的艰苦奋斗，一种由我国自制圆网造纸机试抄的空心星满版水印在河北保定造纸厂诞生了。为适应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一块备用版便派上了用场，于当年8月开印了1956年版5元券，由原来酱紫色改成棕色，并于1962年4月20日发行。这是我国印钞事业走上完全自力更生道路的第一步，也是我国印制钞票首次使用国产水印钞票纸，在我国印钞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第二套人民币加上上述两种改版券，一共有13个票种。
第二套人民币在票版图案设计、颜色和油墨配置、票幅和钞纸的采用以及文字书写规则、年号的运用等方面都有一些明显的特点。
一是全套设计思想完整统一，民族风格突出。这套人民币的设计思想强调设计主题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其主要设计按券别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六种辅币采用现代交通运输、机械、发电等主题画面，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二是1、2、3元券分别采用北京天安门、延安宝塔山、井冈山龙源口等中国革命圣地为主题，反映了中国革命的三个里程碑；三是5、10元券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为题材，反映各民族大团结和工农联盟这个主题，体现了新中国的立国之本。上述三个层次的主题其政治内容充分反映了时代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经济发展的新特点以及我国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全套票券形成了统一的整体，正面上下花边对称，边框改变了旧时钞票四边框的呆板形式，背面以国徽和汉、蒙、维、藏四种民族文字的行名和面值为主题，左右花符对称，活泼大方，别具一格。
二是颜色和油墨配置得当。第二套人民币主色调分档配色，冷暖协调和谐，合理地使用了红、蓝、绿、墨、茶、棕、紫等七种颜色，使西票种之间有明显的区别，易于群众识别，方便流通使用，且充分考虑了油墨的耐酸、耐碱、耐晒、耐磨等物化性能。
三是票幅尺寸采取了分档次的长宽递增式。辅币与主币分档，券别与券别递增，使每一种票券尺幅的长幅都有比例地逐步递增，好看，好数，好用。
四是纸张选用精良。13种票券除分币券采用芬兰道林纸和旧存美钞纸外，其他票券均采用当时中苏友好背景下由苏联供应的专用钞纸和我国新研制的钞纸，纸质优良、挺括、耐磨，且均有满版水印或固定水印，其中1角、2角、5角和1元券为空心五角星满版水印纸，2元、3元、5元券为实心五角星花纹混合满版水印纸，10元券为我国国徽图案固定水印纸，大大提高了防伪性能。
五是文字书写统一。第二套人民币上的汉字行名、面额以及年号均由当时总行金融研究员马文蔚先生书写，字体为“张黑女”碑体；蒙、维、藏三种少数民族文字也由各少数民族书法高手书写，并经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审核、签字。四种文字集中于一个票面上，不仅体现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大团结，而且美观大方，为书法艺术中之珍品。
第二套人民币彻底扫除了我国多年来通货膨胀的痕迹，彻底结束了我国货币制度紊乱的历史，使我国的货币制度从第一套的初步统一，发展到巩固、稳定和健全，成为新中国第一套完善的货币制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