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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形成经济增长新机制
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表现为生产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和效率的改善。当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可以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当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保持经济增长就需要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持续改善来实现。从目前我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问题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的增加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很小，通过生产要素效率的改进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则是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了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总量供给不足，需求侧管理功不可没。但仔细回顾一下，以往我们每一次经济走出低谷，实现新一轮经济增长，其实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密不可分。比如，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主要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和抓住加入WTO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成功抵御危机冲击，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侧改革。
当前，应对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仍需要从供需两端发力，但重点要着眼于提高生产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植经济增长新动力和新优势。应当指出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保持战略定力，既要确立必胜信念，又要充分估计所面临的困难，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高度理解和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确保改革沿着正确方向深入推进，使我国经济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高速增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着眼点是解决重大结构性问题
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管理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基本手段，前者重点是解决总量性问题，后者重点是解决结构性问题。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取决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
当前，影响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有四个：一是投资与消费比例不合理；二是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三是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四是总需求结构不合理。以前，我们主要是通过增加需求来解决结构性问题，每当经济出现增速下降时，我们就习惯于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需求侧管理工具来应对，也确实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应。比如，消费需求相对下降时，通过增加投资来调节；外部需求不足时，通过扩大内需来调节。即使对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重大结构性问题，也通常能通过扩大需求政策，在高速增长过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这就导致了各级政府对需求侧管理的过度依赖。
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速必然有所下降，重大结构性问题也就无法通过高速增长得到缓解，反而在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更为突出。特别是近两年来，由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产能过剩严重、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问题集中出现，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构成了重大制约。表面来看，这些重大结构性问题主要反映在需求侧，但其根源在供给侧，反映的是经济再平衡能力较弱。比如，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不合理，反映的是国内供给体系无法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变化；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国生产供给过度依赖出口需求，因为可贸易品通常为制造业产品；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反映的是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资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过高。这些问题的存在，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在规模不断扩张的同时，供给结构跟不上需求结构变化，经济缺乏实现自我修复和平衡的弹性。要适应新常态，就必须改变以需求侧为重点的政策取向，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底线目标是确保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同时改善民生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不断下行，是改革开放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回落。经济增速的下降，尽管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必然结果，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幅度过大，就会带来一系列民生和社会问题。因此，确保增长和民生的底线是当务之急。
需求侧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但由于导致当前经济下行的主要根源在供给侧，传统的需求政策的边际效应会加速衰减。供给侧管理的主要政策目标是提升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但它对总需求也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在供给侧发力，不但能有效促进长期经济增长，也能兼顾到短期总需求不足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尽量解决供给与需求的“错配”问题，也要适当扩大总需求，以确保稳增长和保民生的底线。
就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看，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有效增加总需求的政策工具很多。比如，近三年来中央出台的一系列简政放权政策，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总供给水平；同时也能提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性，增加投资需求。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有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守住增长和民生两条底线，瞄准既能有效提高供给也能在短期增加总需求的领域精准发力，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重视促进就业等民生改善，确保在“十三五”时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