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一篇来自加拿大华人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任加拿大政府公务员李建宏先生的文章《梦断西方：献给惨死在西方的中国精英》（以下科称“《梦》文”，影响很大），文中以一个个赴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华人精英死在美国的案例说明了一个问题：西方很坏，美国很恐怖，那里非久留之地，奉劝各位华人还是不要前往送死为好。
然而，我第一个直觉反映是，既然西方那么可怕，那么黑暗，那为什么作者竟然安心在加拿大当起政府公务员来，还不赶快逃离这个是非之地，他一边撰文骂着西方的社会制度的黑暗，一边赖在加拿大政府里做着公务员，全然不怕危险，全然不顾祖国在召唤着他。要知道，一个中国人不逃离自己的祖国那才是正常的，逃离了又骂逃往的地方很黑暗，其实这个非常好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祖国怀抱来，没有人会拒绝你回来。圣人孔子不是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嘛。身在西方撰文骂西方，其实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人家言论自由，即使你身为人家的政府公务员，撰文骂人家，人家也没有什么意见。要是你回国一边当政府公务员，一边撰文骂自己的国家黑暗，你试试看？按下这些文与人存在的矛盾暂且不说。我们就文中重点提到的华人精英卢刚爱荷华大学校园枪杀案这个惨烈的案例再作点详细的分析。
《梦》文中所提到的第一个惨烈案例，就是发生于1991年11月1日，美国爱荷华大学刚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在连续枪杀五人、重伤一人后，饮弹自尽。发生在西方传统节日万圣节（又称鬼节）的这一震惊海内外的校园惨案。李建宏先生说这一事件“拉开了中国精英梦断西方、惨死他乡、终成异国孤魂野鬼的序幕。”果真是这样的吗？
当年由北京大学物理系公派美国爱荷华大学留学的卢刚校园枪杀事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现在可以来个慢镜头回放。
卢刚生于北京市普通工人家庭，18岁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84年通过李政道主持的中美物理学交流计划选拔，1985年本科毕业后以交换学生身份公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就读于爱荷华大学物理与天文学系。1991年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Studyofthe"criticalionizationvelocity"effectbyparticle-in-cellsimulation（ionization）》，导师是本系教授克里斯托弗·戈尔咨（ChristophK.Goertz）。据说因为毕业时未能获得最佳论文奖，这一奖项学校颁发给了比他晚来美国爱荷华大学攻读物理博士学位，却先拿到博士学位，同时还获得最佳博士论奖的来自中国科技大学的山林华，是完全出于对自己同胞的卓越成绩远远超过自己的愤怒忌妒恨的结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91年11月1日下午三点半左右，卢刚进入了正在进行专题研讨会的爱荷华大学凡·艾伦物理系大楼（VanAllenHall）三楼的309室，在旁听约五分钟后，他突然拔出左轮手枪开枪射击，他首先击中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47岁的戈尔咨教授，并在戈尔咨教授倒下之后，又在教授脑后补了一枪；然后，他又朝他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助理史密斯（RobertAlanSmith）副教授身上开了两枪。此时，在场的众多人士刚刚有所醒悟，纷纷逃离现场，这时卢刚又瞄准了当时在场的另一位中国留学生，27岁的山林华博士，接连向山林华的脑部和胸膛连开数枪。随后，卢刚离开了第一现场到达二楼208室系主任办公室，一枪射杀了44岁的系主任尼克森（DwightR.Nicholson）。在确认尼克森死亡之后，卢刚又返回第一现场，发现几个学生正在抢救奄奄一息的史密斯教授，于是又朝史密斯的脑部补发了致命的一枪。
然后卢刚持枪离开物理系大楼到达生物系大楼，由一楼走到四楼，似乎在寻找一名女性目标（有目击者见他进入女厕所寻人），其间遇到师生多人，但卢刚并未开枪滥杀。
在未找到射击目标之后，卢刚又进入了行政大楼，冲入一楼111室的校长办公室，向副校长安妮·克黎利（T.AnneCleary，也译作安·柯莱瑞）前胸和太阳穴连开两枪，又朝办公室内的学生秘书茜尔森（MiyaSioson）开了一枪。
随后，卢刚到达二楼的203室，饮弹自尽。
从公开报道的卢刚杀人动机来看，主要是两个：一个可能是由于博士论文最佳博士论文、最高奖学金没有由卢刚获得，而是由同样来自中国的博士生山林华获得了。另有一个说法认为，枪击的原因可能在于经过长达6年辛勤工作得到博士学位的卢刚，却无法得到一份应得的可以维持生计的体面工作，走投无路的他决定自杀，并对社会的不公进行极端报复。现在从他的遗书与书信来看，其实第一种动机更符合卢刚的性格，也更符合中国人喜欢忌妒自己同胞的人格心理特征。而刚刚毕业的卢刚在获得工作机会方面并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与障碍，因为才刚刚博士毕业，找工作自然会有一个过程。其实无论哪种动机，都构不成卢刚杀人的正当理由。把卢刚滥杀无辜看成是美国教育制度与美国体制的黑暗原因是毫无根据的。
为卢刚滥杀无辜辩护的影视作品，要算由美籍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电影《暗物质》了。（也译作《流星》）这个电影情节基本上是根据卢刚杀人事件来编剧的。主要讲述了一位来自中国的杰出天体物理学博士，正在努力攻读博士后。他研究发现了“暗物质”这一可以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大发现，但他的导师却出于个人目的阻挠其发表，并且不让他顺利毕业，最后博士选择了极端暴力手段进行报复。
然而，卢刚果真是这样杰出的科学家？果真是受到这样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学术待遇吗？我们且看看卢刚在杀人当天――1991年11月1日12时02分写给他二姐的一封信是怎么说的。
先看看卢刚的三观怎样。他说：“你知道我一生来正直不阿，最讨厌溜须拍马的小人和自以为是的赃官。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但我一直忍耐到我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全家人的风光。你自己不要过于悲伤，至少我找到几个贴背的人给我陪葬。我这二十八年来的经历使我看淡了人生，我曾跟几个人说过我想出家修行去。人的生活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在美国虽然吃穿不愁，但上边有大富人，跟他们一比，我还是个穷光蛋。总之，我给我自己出了气，给家里人生计提供了保障。我还有何奢望迷恋人世呢?古人云：‘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之（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四大目标，我都已尝过，可谓知足矣！我虽然是单身，但女友已有过一些。高中住宿时我就已开始交女朋友，上大学时经常和女孩乘黑溜进二六二医院老家过夜。到美国后，中国的外国的、单身的已婚的、良家女或妓女都有交往。我这人没有恒心，我是见异思迁，不能安心于某个特定之人。也许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或高不及低不就。”从这个论述来看，卢刚到美国读书的目的其实说白了就是为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活着的目的，也就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之（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四大目标”，并不是真正热爱科学研究，探究宇宙奥秘的。他当初怀抱拿诺贝尔奖的心态被公派去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目的其实也莫过如此。用这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去美国作理论物理研究，那种研究与心理动机本身的巨大落差，甚至格格不入，怎么可能保证他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卓越的成就？相比爱因斯坦的研究精神，其实不难判断。
我们再看卢刚对他在美国从事了六年的理论物理研究的看法：“不管怎么说，我对男女关系已经有些腻烦了，进一步我对我攻了十年之久（四年本科，六年研究生）的物理已经失去兴趣，可说是越走越觉得走进死胡同。物理研究是越来越失望，目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人们按照不同的学校分成几大派，互相攻击对方，大为吹捧自己。无怪有人说‘现代物理是自己骗自己’。我有些后悔当初没有学更实际一些的学科。有什么办法呢？父母自己一窍不通，不能在学业上加以指导，全靠我一个人瞎闯。很多美籍华人物理学者在美国混得不得意，就回到国内一阵时间，吹嘘自己，为祖国贡献。于是中国政府也就大肆宣扬，哄年轻人去读纯理科。”卢刚甚至不能够正确理解正常的学术争鸣，把必要的学术争鸣看成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把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正常讨论说成是：“人们按照不同的学校分成几大派，互相攻击对方，大为吹捧自己。”
卢刚虽然在美国留学，其实满脑子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切的一切都只是手段与工具，出人头地，光宗耀宗，大富大贵才是真正目的。目的没有达到继而又抱怨自己家庭出身不好，父母没有多少文化，在他升学问题上无法提前指导，特别是没有外汇可以帮助他之类。无论如何卢刚都不会满足于在美国吃穿用不愁，安心去做自己的研究。他读的理论物理学与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其实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真正对学术研究感兴趣？所以卢刚说自己对物理研究彻底失去了兴趣，这是一点不假的。他能够顺利获得博士学位，我以为已经是很幸运了。可以说他的博士导师与爱荷华大学都没有亏待他。美籍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的电影《暗物质》执意为卢刚的校园杀戮辩护是苍白无力的。卢刚的那种心态与兴趣之下的理论物理研究能够获得诺贝尔奖那才是见鬼的。爱荷华大学物理系没有把最佳物理博士论文授予卢刚，而是授予了他的同胞山林华，这也应该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才是。但是，卢刚只会忌恨自己的同胞，倘若爱荷华大学把这一年的最佳博士论文授予给欧美白种人，卢刚可能就没有这样大的怒火了。
更为感人的是，这一天，受害人之一的安妮·克黎利女士的家人，以极大的爱心通过媒体发表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信中追忆了安妮·克黎利女士的成就，并以宽容的态度希望能分担彼此的哀伤。这就是在她房间里看到的那封信——
给卢刚的家人们：
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
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邻居、孩子们、同事、学生和她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戴她。当我们从各地赶来爱阿华时，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痛，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的美好的记忆和她为人们所作的一切。
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记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一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
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这样的大爱精神与卢刚那种狭隘、自私、无能、猥琐相比，真是有天壤云泥之别。出了卢刚这个悲剧案件，不是去反思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出了什么问题，而是质问美国的教育制度与社会出了问题，真是令人无语了。
《梦》文还列举了其他几个华人的案子。文中说到了蒋国兵这个人。“蒋国兵，是1979年湖北省高考状元，曾是清华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副教授，美国普度大学物理学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化学博士。衣食无忧地生活在中国的精英们怎会想到，在他们无限向往的西方，知识一钱不值。像蒋国兵这样才高八斗且同时具有美加两国双博士学位的高端人才，移民加拿大后所能找到的唯一工作竟然是油漆工！在极度绝望之余，蒋国兵于2006年7月21日在多伦多跳桥自杀。”我手头上关于蒋国兵自杀的资料不多，但是，仅就以上论述如果为真，也不足以说明什么问题。高考状元并不等于就有创造力。在美加这样的国家，人家要的是创造力，而不是一个知识储罐。美加那么多华人博士没有找到所谓的体面工作，也不见得就要自杀，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华人在美加的大学求得了一份教职，并且顺利当上了教授，甚至获得了诺贝尔科学奖（有必要说明一点，即使在美国获得诺贝尔奖也不能够到中国式的做人上人的特权感觉）。是真正的人才，在美加这样的大学体制里是不会被埋没的。不是知识没有用，而是高考状元在美国没有用。人家认的是创造力，不是你能够背诵记忆多少已经有的知识。
文中还列举了那个在中学就获得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世界中学生奥林匹克化学竞赛金牌得主、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的王庆根，因不堪忧郁症的折磨，于2012年在美国自杀身亡这个事件。李先生同样把原因归咎于美国的制度。他说：“无数的王庆根们却感受不到一丝乐趣，他们宁死也不愿在美国活受罪。”他的死我倒是在前几年关注到了。事实上，王庆根的问题与卢刚问题性质是一样的。王庆根作为江苏省第一个化学奥林匹克竞赛金牌得主，的确有过人之处，他本来的专长与兴趣都在化学研究这方面，并且获得了美国顶级名校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博士学位，如果他能够倾注一生心血在化学领域里研究，一定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就，然而，他嫌化学研究获利不大，不能够像当时的计算机专业那样来钱多而且赚钱快，竟然把自己研究与工作的方向改换为自己并不特别喜欢，也并不特别擅长的计算机专业，结果可想而知，在美国，计算机绝对是年轻人的天下，而且这个领域里奇才无数，王庆根的工作压力自然十分巨大，获得成就的可能性大大减少，终于在失望、焦虑、伴随着失眠中，最后得了严重的忧郁症。我以为这是他走上绝路的主要原因。
《梦》文还列举了那个移民新西兰，在新西兰杀掉自己妻儿然后自杀的诗人顾城，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有一句诗家喻户晓，赢得了巨大的声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然而，他在移民新西兰之后不久，十分残忍地用斧头砍杀了自己多年紧紧追随自己，风雨相伴，不离不弃的妻子与年仅几岁的儿子，然后自杀。我只能够说那是丧心病狂、天理难容，除了精神病的解释之外，我以为并没有什么值得同情。可是《梦》文用了同时代知名的诗人北岛的话来抨击导致诗人顾城的悲剧西方社会制度：如果顾城在中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北岛先生也是我在80年代读大学中文系时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卓越诗人。他自1989年起旅居瑞典等国，并于1990年移居美国的北岛对顾城的遭遇似乎感同身受。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坦诚“在绝望的时候，人人都会有轻生的念头”。他回顾自己在美国所面临的巨大生存压力：“在国外生活需要有坚强的神经。有一阵，我独自养家带女儿，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第一大难关就是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书时被台湾老板炒了鱿鱼，当时没什么存款，房子每月还要付按揭，一脚踩空了。我终于体会到了资本主义的厉害，像老虎，比专制还厉害----老虎猛于苛政。”
然而，北岛虽然这么说，到现在他也仍然选择留在美国而不愿意回中国，说明无论怎样艰难，美国还是让他生存下来了。一个不同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突然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文化与制度的环境中去生活，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都是正常的，然而美国人的精神不正是克服困难，追求梦想吗？美国本身就是世界各地来的人组建而成的，是一个大熔炉，必须承认人家的宪法精神才有认同感。其实，一个人即使你选择留在国内，也同样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否则，这些人不会选择留学或者移民海外。
尽管《梦》文中还有一些案例，当然也自然是惨烈的，然而，我却不为之所动。相对于数以千万旅居海外的华人来说，那些事件仍然是小小概率事件，如果要收集，国内自杀与互相残杀的博士、教授、专家、学者也不会少。清华投铊毒案到现在都没有破，2013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研究生林森浩投毒害死同寝室同学黄洋的案件也才刚刚通过二审判决，还远未尘埃落定。
李先生列举的这些事件，究竟能够说明什么问题？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说明那是制度问题？当然，无论什么制度，都会有丑陋黑暗的现象。一个社会的制度好坏，不在于有没有某类事件发生，而在于这类事件的概率，以及发生机制，还有发生之后遇到反思与修正的可能性。如果以外国也有腐败而否认制度上的优劣，阻止制度的改进，那是荒唐的。因为腐败有范围的大小与严重的程度，还有那是制度上的必然，还是制度上的偶然，都是有差别的。
还必须说明一点，人类社会，无论什么制度都不可能是天堂，那些把美国说成是天堂，可以不劳而获的美好社会，其实仍然不过是中国式的大同世界与共产主义的幼稚病。一个好的制度不过是保证公平公正的机会，至于结果如何，看个人的天赋、潜能与努力的程度，如果自己缺乏创造力，缺乏生存谋生能力，像诗人顾城只是擅长写写诗，完全不懂经商，不懂经营，完全不懂西方的法律与市场规则，却偏要去养鸡，去从商，岂能不失败的。我发现，每个在国外陷入绝境的华人，都是对自己定位不准，一方面才能有限，一方面却又把中国式的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带到人家那里，结果发现人家那里牛B的人竟然是那么多，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失落感与失败感油然而生，然后就怨天尤人，就愤怒嫉妒恨，做出自残或者伤天害理的事情来。
这使得我又想这几年从海外华人的生存体验，从他们那里传来的一句感叹：“外国好山好水好无聊，中国好脏好乱好享受。”因为西方国家都是基于信仰上帝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国度，因此，平等的思想观念，独立的人格精神，互相不干扰的自由人生态度，就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里被某些中国人解读为：“周围没有人在乎你，关心你，你似乎如一颗流星身在茫茫人海之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的味道。”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中国人生存在世俗的功名利禄里，习惯了人与人之间的高低贵贱，互相依附，习惯了主子奴才的关系生存，一旦脱离了这种环境，立即就感觉非常不适应。喜欢世俗功名热闹、喜欢扎堆，互相攀比的中国人，怎么能够忍受那份“InGodWeTrust”的寂寞生活？中国人在国外的生存，第一难关还不是来自语言，而是来自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上的认同，来自于对那种价值、规则与情感上的认同。许多中国人去美国留学、或者移民美国，也仍然是基于中国人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心态去的。无论在美国生存得怎样，只要一听说来自美国，立即就会在无数的中国人心中产生一种高大上的感觉，这种感觉与古代读书人高中状元在金殿里见到了当今皇上的感觉是一样的，也与当年“文革”时一个乡下的老农民从北京天安门见到毛主席回来的荣耀是一样的。
然而，这一切随着我们把这种文化价值观带到人家那里的那一刻，我们就错了。本来，我们也许没有错，人家也没有错，但是，当你带着自己的这种要做人上人的价值观去人家那里谋生存、求发展的时候，那种差错，那种失落感就自然产生了。当你总想用中国的圣人去改造人家的上帝的时候，那是一定要碰得头破血流的。这能怪人家的制度不符合我们的圣人文化吗？一个内心没上帝，内心世界不丰富、不强大，也不习惯遵守人家的法律与市场规则的中国人，选择了美国那样的社会，确实是选择了灾难的人生，但是，能够怪人家吗？世界从来没有天堂，所有的幸福生活，都要靠自己的劳动创造，不要把自己不劳而获的梦幻带到人家那里去，即使你是双料博士，如果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不能够在社会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也是一钱不值的。真正的精英是贡献社会的精英，而不是掠夺社会的精英，仅靠状元博士获得荣耀与巨额财富的中国梦，在人家美国并不适用，中国人去人家美国之前弄明白这一点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