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三次灾难性战争”指的是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常称第一次英中战争或“通商战争”，是1840到1842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闭关锁国后的清朝逐步落后于世界大潮，但是在外贸中，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 为了扭转对华贸易逆差，英国开始向中国走私毒品鸦片，获取暴利。
1839年9月4日，中英在九龙发生冲突，英军首先开炮，英方参战五艘非正规舰只；清军出动三艘战船，有岸炮支援。战斗持续四个小时，双方损失轻微。
1839年11月3日，中英穿鼻之战，关天培率领的水师被击退，英军无人员伤亡。 1840年6月22日，英军部分主力准备完毕，按计划开始以主力北上舟山。只留少数舰船在虎门执行封锁。
1840年6月28日，英国侵华军后续部队到达广州海面，至此第一批侵华英军到齐，共计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轮船4艘，地面部队4000人，海陆合计7000左右。
1840年6月30日，第一批英军到达舟山。
1840年7月2日，英军后续舰队9艘途径厦门，英远征军司令命一艘战舰向厦门官员递交《致中国宰相书》，该舰驶入厦门南水道下锚。
1840年7月3日，驶入厦门南水道的英舰派翻译驾小艇登岸送信，被清军武力阻止，英战舰则向岸上开炮，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炮战。
1840年7月5日，舟山海面英军开始进攻定海，战至黄昏，英军停止进攻。
1840年7月6日晨，英军攻入定海。定海知县投水自尽，总兵张朝发已于昨日战死。是役，清军参战仅1540人，伤、亡各仅13人。定海水师在九分钟内覆没，英军所有舰船仅中弹三发，无人员伤亡。
1840年7月20日，定海失守的消息到达北京。
1840年8月11日，英军抵达天津，并沿途留兵封锁中国沿海。直隶总督琦善与英军司令咨会，随后将《致中国宰相书》进呈道光帝。
1840年8月19日，道光帝收到公文。道光帝本无战心，又由于严重的误译，道光以为英军此来是为了“申焚烧鸦片之冤”，所以道光帝允许为之伸冤，“以折服其心”（所以罢免了林则徐，但英方并无此要求）；拒绝赔偿鸦片损失；拒绝割让岛屿。并令其：“反棹南还，听候办理”。 英军当然不肯答应，双方继续交涉。但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双方无实质进展。
1840年9月15日，英军感到在北京地区作战并无把握，季风也将结束，同意返航。要求到广东继续谈判。
1840年9月28日，英舰队回到舟山，得知先前留在定海的英军疫病严重（至年底此处共计病死448人）。
1840年10月3日，道光派琦善南下广东，“怀抚”英夷。
1840年11月25日，在舟山和浙江官员谈判了一些日子后，不懂中国官场“潜规则”的懿律被当猴耍而不自知，发布了浙江停战的命令，率英军南下广东（不久以后英军就放弃定海）。
1840年11月29日，琦善到达广州，中英广州谈判开始。但由于双方开价差距悬殊，一开始就进入了扯皮阶段。
1840年12月25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的第一期奏折，得知英人的要求如此过分（和南京条约的内容相似），下令备战。
1840年12月30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二期奏折，认为谈判已无希望，下令琦善“勿得示弱”，同时命令川、湘、黔三省向广东派援军。
1841年1月6日，道光帝收到琦善第三期奏折，下严令：“逆夷要求过身……非情理可谕，即当大军挞伐……逆夷再或投字帖，亦不准收受”， 同时重新启用被革职的林则徐等。在谈判期间，琦善不断从广东各地调兵至虎门，虎门兵力达到11000人。虎门也成为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火力最强大的炮台。
1841年1月7日，英军发动进攻，虎门战役开始。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并击败清军水师。比起先前的表现，守军作战也很勇敢，共计战死282人，受伤462人，沉没战船11艘，直至炮台被打塌后才开始后退。英军仅受伤38人。
1841年1月8日，琦善要求重开谈判，英军同意，暂时停战。此后一直在谈判。 1841年1月26日，英军强占香港，并要求割让。 1841年1月30日，道光帝得知虎门战事，革除琦善职，授奕山为靖逆将军，南下统兵。大概也是这一时期，道光帝派“强硬派”的裕谦和颜伯焘分别负责两江和闽浙，两人到任后立即开始尽最大力度整军备战。
1841年2月24日，本来就毫无希望的谈判已经破裂，英军开始向虎门核心阵地布置进攻。26日清晨，英军正式发起进攻，到当天下午五时，英军击败全部8500名守军，关天培壮烈牺牲。由于主要在射程外炮击，英军损失轻微。
1841年3月18日，英军攻入广州西南的英国商馆，后来撤离。由于前两败，此战中国守军士气低落，未战先溃，英军损失轻微。新任参赞大臣杨芳在奏章里对失败绝口不提，反而说已屡败英军，唯恐其逃窜。
1841年4月14日，奕山到达广州，耗时达57天，被俄国武官当成笑料。
1841年5月初，各地援军相继抵粤，道光帝也反复下令“分路兜剿，务使该夷片帆不留”，如果英军“闻风远遁”，惟将军是问。21日，奕山下令对英军舰船火攻，英军略受损失。24日，英军进攻广州，至25日，已经攻占广州城外主要制高点和炮台。此役英军战死9人，受伤68人。27日，清方向围城的英军要求谈判，于是又暂时停战。并且交纳赔款。从6月1日起，英军全部撤回香港。在此期间，奕山的奏折对失败只字未提，反而是打了大胜仗，并说英军举白旗乞和。道光得知大喜，允许其求和，同时命令沿海撤防。正好老天有眼，此时英军中瘟疫横行，英舰队又突遭台风袭击，损失惨重。因此老天无意中帮奕山圆了谎。
1841年5月30日，三元里民众与英军交战，其采用战术之成功足以使任何清军将领汗颜。但英军最终还是突围，英军战死5人，受伤23人。另有一名少校疲劳过度而死。31日，民众包围英军占领的四方炮台。时值停战期间，清方派主战的官吏余保纯将民众劝归。
1841年5月31日，英国外相认为义律对中国过于保守，改派璞鼎查接替中国事务。
1841年8月10日，璞鼎查到任。从伦敦到澳门，只用了67天，其中还有十天在孟买处理公务，所以路上只用了57天。
1841年8月22日，英军主力北上厦门，奕山隐瞒不报。幸亏奕山的牛皮早被厦门的颜伯焘识破，故颜伯焘一直抗旨不撤防。并且在厦门投巨资建立了中国沿海最坚固的防线——厦门石壁。炮台的火力也相当强大，有火炮四百余门，守军5680人。
1841年8月26日，英军围攻厦门。英军战术无非是正面佯攻，侧面迂回，轻松绕开石壁。如此简单的战术，英军已用过多次，但是由于瞒报严重，颜伯焘和道光帝并不知情。守军一的开始抵抗也较为激烈，但是腹背受敌，且炮台失去作用，很快不支。到了黄昏，清军外围阵地已全部失守。英军也停止进攻。
1841年8月27日，英军攻打厦门城。守军已于夜里逃散，厦门失守。此役，清军阵亡总兵一名，副将以下军官7员。士兵减员324名。英军战死一人，受伤16人。战后英军对石壁炮台的防御力评价相当高。战后道光帝首次得知：此次来华的英军中还有陆军。
1841年9月5日，主力英军北上浙江。此时浙江由头号主战派裕谦主持，浙东防务与战前相比也已得到全面加强，降职的林则徐曾一度在镇海协助组织防务，经历了几次战斗的林则徐认识到定海必然守不住，应该主动放弃。这个建议当然不可能被采纳。
1841年9月25日，英军本来打算攻击镇海的主力海陆军四千余人受到风力影响，集结于镇、定之间的海面。随后的几天，定海清军与英军屡有交火，均损失轻微。
1841年10月1日晨，英军向定海发动总攻，至下午2时，五千多守军全部被击败。定海三总兵牺牲。英军战死2人，伤27人。
1841年10月10日，英军向镇海发起攻击，几小时后，外围阵地纷纷失守。此时战斗虽未结束，正在镇海东城墙指挥的两江总督裕谦已经知道希望全无，遂跳水自尽。
1841年10月13日，英军逼近宁波，负责此处的太子太保余步云弃城逃跑，宁波失守。
1841年10月30日，“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步军统领正黄旗满洲都统崇文门监督正红旗宗室总族长雍正帝四世孙前黑龙江将军前盛京将军”奕经受封为扬威将军，调集八省援军入援浙江。
1842年3月10日凌晨，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之后，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反攻在奕经的指挥下打响，四小时后，规模庞大的反攻宣告失败。
1842年3月21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折，虽未明说，但暗示战争已毫无希望，且充满危险。
1842年5月7日，英军撤离宁波，集结兵力准备沿长江向内地进攻。
1842年5月18日，英军2000人攻破乍浦，此役清军抵抗激烈，战败自杀者甚众。英军阵亡9人（其中一名中校），受伤55人。
1842年6月16日凌晨，乍浦的英军全部出动攻击吴淞。吴淞是江苏海防重点，新任两江总督牛鉴亲自坐镇于此。但战斗至中午12点，清军全部逃散。清军阵亡江南水路提督陈化成以下88人，英军被击毙两人，受伤25人。同日，英军第二期增援部队到达吴淞口，在华英军总兵力达到20000人。与清军相比，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都算是一支空前强大的军队。
1842年6月19日，英军占领上海。
1842年7月5日，英军战舰十二艘，轮船十艘，运输船51艘，士兵7000人组成舰队从上海出发，直扑镇江。
1842年7月13日，清军开始增援镇江。
1842年7月21日，英军开始攻城。此时镇江城内驻军仅有1600人，城外2700人，火炮很少。而英军仅参加攻城的兵力就达6905人，英军占绝对优势。战斗开始后，英海军组织火力猛轰城外清军，城外清军缺少掩护也没有任何反击手段，很快便溃散。英军组织火力轰击城墙，可是城内驻军有1185人是驻防在此的京口八旗。他们安家此地已经200多年，所以仍然节节阻击。同时英海军组织小船沿水路攻击镇江西门，遭到城墙上清军火炮的有效轰击，狼狈退出。最后，占尽火力优势的英军从北、西、南三个方向突入城内，守军一直坚持巷战到深夜。城内清军的伤亡率达30%。镇江的火力兵力远远不及虎门，城墙坚固远远不及厦门，战前动员远远不及定海，准备周密远远不及浙东，但是此役英军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3人失踪。多于上述四战役所毙伤敌军的总和。
1842年8月2日，英军离开镇江，准备进攻南京。在此之前，清方决定求和。
1842年8月31日，道光帝正式下旨同意签订条约。可是29日，摸透道光心思的前方大臣已经签署了《中英南京条约》。
1842年9月1日，清朝负责谈判的官员向璞鼎查发出照会，对南京条约提出了十二项交涉内容。这十二项自讨苦吃的内容为中国今后的苦难留下了隐患；也为下一次战争埋下了祸根。（与此同时，北京的道光帝、杭州的刘韵珂都给南京的官员写信，内容居然也是要求作出类似的交涉，而这些信件还在路上。）
1842年9月7日，道光帝正式同意签约的谕旨到达南京，第一次鸦片战争早已结束。
1842年10月，奕山奏报广东仿造西式战舰一艘，并且提议停止建造旧时战船，经费用于建造西式战舰。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正当太平军同清军激烈争斗时，英国和法国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又发动了一次“海盗式”的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历史上称作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4年和1856年，清政府与法、美分别签定的《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先后期满，法、美为了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权益，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的《南京条约》里，根本没有修约之说，但英政府也蛮横地提出了修约的要求。显然，它们要求的所谓“修约”，实质上是要签定一个比《南京条约》更具有掠夺性和奴役性的条约。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侵略者看到修约阴谋没有得逞，立即凶相毕露地叫嚷：“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的。”为了诉诸武力，强迫清政府就范，英国蓄意制造了一起所谓“亚罗”号事件。
1856年十月，广东水师检查了停泊在黄埔港附近的一艘名叫“亚罗”号的中国走私船，逮捕了船上的两名海盗和十名中国水手。这条船的船主是中国人，为了便于走私，曾向香港当局领取了一张为期一年的执照，但在检查时已经过期。因此，广东水师搜捕一事，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说中国水师曾扯下了英国的国旗。10月23日，英军突袭广州，悍然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英侵略军攻占了珠江沿岸的一系列炮台，并一度攻入广州城。中国军民奋起反击。12月，广州人民愤怒地烧毁了侵略者盘踞的十三洋行，迫使侵略者退出广州。
“亚罗”号事件传到伦敦以后，英国资产阶级喉舌《泰晤士报》立即赤裸裸地叫嚣：“要用暴力对付中国”。1857年，英国政府派遣老殖民主义者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侵略军到中国进行战争讹诈。并且照会法、美、俄三国，提议联合出兵。
法国为了参加侵华战争，也制造了一起所谓“马神甫事件”。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非法潜入广西西林县行凶作恶三年多，一八五六年被当地官厅处死。法国打起“保护圣教”的旗号，派遣葛罗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侵略军，继英军之后来到中国。美国和俄国为达到共同分赃的目的，也分别派遣公使列卫廉和普提雅廷到中国，与英、法策划“联合行动”。
英国侵略者在1856年入侵广州被击退后，于第二年底，英、法两国又纠集了五、六千人，再次进犯广州。两广总督叶铭琛，昏愦自矜，玩忽轻敌，既不做应敌的准备，也不准广州军民抵抗，并自欺欺人的断言“必无事，日暮自必走”，结果广州被占。侵略军入城后，烧杀抢掠，仅从布政使衙门抢走白银一项，就达二十二万七千两。叶铭琛也成了俘虏。群众讥讽他“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
英、法侵略军攻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乘军舰北犯。1858年4月，到达大沽口外，5月20日，侵略军突然闯进大沽口，炮轰大沽炮台。驻守炮台的官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两小时，由于直隶总督谭廷骧等文武官员带头逃跑，使得大沽炮台很快失陷。侵略军占据大沽炮台后，直犯天津，并扬言要进攻北京。清政府急忙派遣全权大臣桂良和花沙纳，赶往天津向侵略者求和。6月，清政府被迫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定后，马克思就断言：“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事实正是如此。英、法侵略者远不满足于已经攫取的权益，说什么“条约中有关商务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为向中国勒索更多的特权，他们又在寻找借口，准备重新发动战争。
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换约之机，率领一支舰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大沽口外。他们蓄意挑衅，拒绝走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进京的路线，硬要把军舰沿白河开到天津，武装护送公使进京。24日，他们炸断了白河上两根拦河大铁链，拔毁了河上的铁戗。25日，突然炮轰大沽炮台。守卫炮台的爱国将士忍无可忍，奋起自卫还击，击伤击沉敌舰十余艘，打死打伤侵略军近五百人，英国海军司令受重伤，副司令伤重而死，其余侥幸活下来的都夹着尾巴逃出了大沽口。
当时伦敦、巴黎报纸叫嚣要“大规模报复”，而清政府却无心抵抗，幻想求和。1860年春，英、法两国调集了两万多兵力，二百多艘舰船，杀向中国。4月占领舟山。五、六月进犯烟台和大连。7月底闯到大沽口外。8月攻占天津。各地人民和爱国官兵自动奋起抵抗。但腐败无能的清军，却望风而逃，一触即溃。当侵略军逼近北京时，咸丰皇帝带着后妃，仓皇逃往热河，留下其弟恭亲王奕向敌人投降求和。
英、法侵略军从北塘登陆后，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清朝统治者靠榨取人民的血汗，经过一百五十多年扩建经营而建成的壮丽宫苑。它综合了中外建筑之精华，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稀世典籍和珍贵的历史文物。这个宏伟瑰丽的大园林和珍藏宝库竟被英、法强盗洗劫一空之后，化为焦土。连当时在场的英国强盗戈登，也不得不供认：“我们就是这样以最野蛮的方式，摧毁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同时他们还扬言要捣毁清皇宫。在侵略者武力逼迫下，清政府屈服了，同英、法分别签订了屈辱的《北京条约》，美国也根据“一体均沾”的条款分享各项特权。
《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签订，使得中国更深地堕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1689年，中俄缔结了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以格尔必齐河、额尔古纳河和外兴安岭往东至海，为中俄东段边界。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是中国领土。
1850年，侵占了黑龙江下游城镇庙街。1854年至1856年，三次派遣舰船，闯入我国黑龙江进行武装挑衅，并强占了海兰泡等地。1858年5月22日，即英、法侵略军攻占大沽炮台的第三天，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突然率兵直趋瑷珲城，武力要挟重新划定两国边界。5月28日，清政府黑龙江将军奕山，被迫在《瑷珲条约》上签字。沙俄通过这个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割去，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改为中俄共管。恩格斯在揭露沙俄侵华罪行时指出：俄国通过《瑷珲条约》“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860年，沙俄借英、法侵略军攻占北京的军事压力，以帮助镇压太平军为诱饵，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新的条约草案和俄国单方面绘制的东部边界地图，逼迫清政府“一字不能更易”的答应下来。扬言：如果不答应，“兵端不难屡兴”。11月14日。奕被迫在中俄《北京条约》上签了字。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四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割让俄国，还强行规定了中俄西部边界的走向，竟把中国境内的湖泊河山，作为划界的标志。1864年10月，沙俄又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中国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沙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大获利者，通过军事侵略和讹诈，先后割去了一百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大约相当于六个英国，十一个捷克。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一次骇人听闻的无耻掠夺。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反动势力很快握手言欢。清朝统治者从两次挨打的经历中发现：外国列强要的是在中国的特权，并不反对他们当儿皇帝，洋人是可以做朋友的；外国侵略者也感到，要巩固和扩大在华的侵略特权，必须扶植象清政府这样软弱无能的政权，作为他们实行殖民统治的工具。于是，这两股反动势力，便加紧勾结，互相利用，做起了共同奴役中国人民的反革命交易。
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
1841年5月，广州三元里人民痛击英国侵略者
1841年5月，占据广州四方炮台的英军到三元里抢掠财物、强暴妇女，当地人民奋起反抗，打死数名英军。随后，三元里附近103个乡的群众包围了四方炮台，并诱敌至三元里牛栏岗。当时恰逢倾盆大雨，英军枪炮皆哑，手持刀、矛、锄头的民众乘势猛攻，人数越聚越多。英军增援部队到达后，才解救了被围困的英军。
1841年5月31日，三元里人民再次包围四方炮台，英军惊恐万分，逼迫广州知府强行解散了抗英队伍，英军撤出虎门时发出告示，恐吓中国人民”后勿再犯“。中国人民当即发出《申谕英夷告示》警告英军“若敢再来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处理，杀尽尔等猪狗，方消我各乡惨毒之害也”！
左宗棠抗击沙俄收复新疆
1864年，沙俄通过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侵占了中国西部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并妄图吞并整个新疆。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侵略者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在英国支持下，建立反动政权。1871年，沙俄出兵占领伊犁地区。新疆面临着被肢解吞并的危险。 70年代中后期，清政府在左宗棠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胜利进行了收复新疆的战争，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和侵吞新疆的阴谋。
1860年， 太平军痛打"洋枪队"
1860年，正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旺蓬勃时期，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的领导下，解放了几乎大半个中国。太平军的胜利，吓坏了腐朽没落的清政府，他们对人民狠如豺狼，但在帝国主义面前却卑躬屈膝，一副奴才相。为了镇压太平军，竟然无耻地向侵略者求救，出重金组织了一支由美国流氓华尔率领的洋枪队。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太平军毫不畏惧，他们在慕王谭绍光的领导下，一次又一次打败了洋枪队，狠狠教训了侵略者。
1895年3月29日 - 1895年11月26日，台湾岛人民持续20年抗日起义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廷战败后，一纸马关条约将台湾、澎湖永久割让给日本，清廷的腐败决定让台湾人民悲愤至极，而世界各国也因各自的利益袖手旁观，台湾也在此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愤而自立自强，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5月25日建立台湾民主国，同年夏初，日军在台湾北部的澳底（现今台湾台北县贡寮乡境内）登陆，同年秋末攻下台南城，维持不到五个月的台湾民主国正式瓦解，至此，全台仅剩台湾南部六堆地区的客家军还在跟日军周旋，直至11月26日六堆客家军于火烧庄（现今台湾屏东县长治乡长兴村）一役决战失利后，台湾人民抗日的乙未战争也随之终告落幕。此战从公元1895年5月29日日军登陆至同年11月底火烧庄战役持续了约近6个月，共造成台湾14000名士兵战死、无可计数的台湾义勇军牺牲及台湾人民无辜被屠杀，而对日本帝国军队于战役虽仅有164名的日本远征军战死，却也因为台湾的瘴疠致使日军4700名官士兵病死。
1885年，中法战争冯子材抗法
1885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根据法军纪录，阵亡74人，伤213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