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编写了多种甲骨文论著，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而且把甲骨文和古代社会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甲骨文是商朝晚期（公元前十四——前十一世纪）遗留下来的珍贵历史资料。从1899年被发现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被誉为“甲骨四堂”之一的郭沫若（字鼎堂）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共经历了整整五十个年头，无论是在早期紧张的革命环境里，还是在建国后繁忙的公务活动中，一直没有间断过对甲骨文和古史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内屡创新说，成为甲骨文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目前关于郭沫若的研究很多，但大多将眼光集中在他的诗歌、戏剧及他的个人生活（如 他的日本夫人金娜和他的感情生活），对于他在甲骨文方面的研究并不太多，一般局限在胡厚宣等学者对他的回忆、评价等，较为系统研究其甲骨文方面的是曾参与编著《甲骨文合集》的王宇信先生。本文在王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加入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能对郭老在甲骨文研究和古史研究方面的贡献能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一、在生活的重压下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一）早期革命生涯
郭沫若（1892—1918），字鼎堂，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时期，他的白话文诗集《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了“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再到南昌，他踏遍了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随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蒋介石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由“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后，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逐渐成长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古文字学家、史学家，一名享誉学术界的大师。
（二）流亡中闯入艰深的学术领域
正是在日本流亡期间，郭沫若于1928年6月在东京的书店拿到了王国维写作的《殷墟书契考释》，从此开始了他的甲骨文研究。虽然他对甲骨文一字不识，但他坚信通过对地下出土的古代文字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是一条正确的途径。他以异乎寻常的勤奋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从入门书看起，没有老师的指导，全靠自己摸索。当时，他住在乡间，图书资料奇缺，因此天天要跑到东京借书。而且因为没有职业，生活极端困难，全靠朋友接济。自己只能搞点文学创作、搞点翻译，来挣些微薄的稿费糊口，有时甚至连一只毛笔都买不起，要向朋友求助。但就是在生活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每天从住处跑到东京，
把藏书颇为丰富的东洋文库所藏的一切甲骨文、金文著作，全部读了一遍。他废寝忘食，不分昼夜地读书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甚至发高烧，也没有停止研究和写作。正是以这种精神，他先后编辑了《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书，对甲骨文的搜集和传布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卜辞通纂》是郭沫若在1933年编辑出版的，此书反映了郭沫若搜集甲骨的功绩。
该书的“别录”，将他在日本“所得公私家藏品之拓墨或照片，均选优择异而录之”①。《卜辞通纂》中除“别录”选录甲骨一百二十九片外，正编共“选辑传世卜辞之菁粹者”八百片，按干支、数字、世系、天象、食货、征伐、田游、杂纂等八项加以排比并考释，每一项后又做有小结。这样既可以使读者全面系统地认识每一类甲骨文的内容，还可以从每项卜辞的内容里了解殷代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郭沫若另一部重要的甲骨文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这部书与《卜辞通
纂》选辑传世各家“卜辞之菁粹者”略有不同，而是仅从上海大收藏家刘体智所藏的二万八千多片甲骨中，选出一千九百五十五片精品编纂而成。《粹编》一书在内容的分类上，大致与《卜辞通纂》相同，也对书中每一片甲骨做了考释。
《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所收的甲骨，主要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前各家所藏
的珍品，而且不少是以前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未见的或遗漏下来的，在甲骨文字收集上足以矜傲于世。且郭沫若对各片的考释又多有创见，所以二书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
界的极大重视。直到今天，在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中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勇于创新，善于创新
在搜集了大量甲骨文的基础上，郭沫若对甲骨文本身的一些规律，诸如文字的考释、
分期断代、断片缀合、残辞互补、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都有很多超过前人的创见。他在甲骨学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才华，横溢在《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考释》 、《古
代铭刻汇考》和《续编》、《殷契粹编》、《文史论集》等专著和甲骨文论文的字里行间。
（一）在文字考释方面，郭沫若屡创新说。
1、他考释出臣民都是古代的奴隶，“以前顶大的官，是谓宰相。??说文上说是‘罪
人在屋下执事者’，也就是家内奴隶的意思。”②
2、他考释出“卜辞已有犁字，而且已引申为黎黑之黎，可见牛耕的使用已久。”③从
而证明了直到汉武帝末年赵国才开始使用牛耕的错误。
3、在研究了古代计数后，他作出了数字产生于手指的象形，古文一、二、三作一、
二、三，是手指之象形的判断，并认为“表数之文字自三、四以上将不免发生变例”。我国“数字系统大抵以四为界，由四之异体以至于九，则别为一系”，而“十之倍数，古文则合书”，“百与千之倍数亦合书”，“不足十百千之数，于文每加‘又’”，发现了从二十至八十的十倍数“合文”，并指出“九十之例迄今未见，其于殷文意必亦十上而九下，将来终必有出现之一日。”④
郭沫若还对十二支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把它解释为起源自巴比伦的十二宫”⑤
此外还考证了岁钺古为一字，殷代已知岁星，“以钺为之符征以表示其灵威”，“岁星之
⑥岁始孳乳为年岁字”等。
特别是《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两书中，郭沫若在文字考释方面有许多新见。第①
② 转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8. 郭沫若.论古代社会[A].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7.
③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
④ 转引自.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2.
⑤ 同上.
⑥ 同上.
一，他解决了罗振玉、王国维等人所没能解决的问题，对殷代先王世系的研究做出了贡献。第二，他打破了罗振玉“王宾”为名词“称所祭之祖曰王宾”的旧说，考定宾为动词。第三，论定“衣”为殷城。“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殷的。??起先是用‘衣’
①字，后来才定为殷。??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第四，论证了凤为
帝史、云霓卜雨、殷王车驾之制、帝乙迁沫之说等，以及论定了殷先公上甲之后，世次当为报乙、报丙、报丁。第五、从甲骨文中考察出商代在日出日落时均有祭祀，从而证明了《尧典》中“寅宾出日”及“寅饯入日”的记载的确为殷礼等等。
（二）在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方面，郭沫若开创先河
虽然郭沫若没有亲身参加殷墟的发掘，但旅居日本的他，与董作宾不谋而合地发现了二百七十三年的甲骨文应有时代早晚之别。在他编纂《卜辞通纂》一书时，“初有意于书后附以‘卜辞断代表’，凡编中所列，就其世代可知者一一表出之”。但他在与董作宾的通信中，得知其《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正在撰写甲骨分期断代的十项标准，“文虽尚未见，
②知必大有可观，故兹亦不复论列。”《卜辞通纂》付印后，董作宾将《甲骨文断代研究
例》的三校稿本寄给了郭沫若，他还为之补充了第二期的贞人尹，并对董文中的羌甲、虎甲有所辩难。所以郭沫若和董作宾一样，是最早进行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的学者。
（三）在甲骨文的断片缀合和残辞互补方面，郭沫若也发凡启例
可以说，郭沫若是较早地发现将甲骨的断片缀合的方法来进行研究的。1933年他在《卜辞通纂》一书中就缀合了三十片甲骨，有合四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596）、有合三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259）、有合二片残片为一整简的（如《通》730）。由于他的精心缀合，不少分离各书的甲骨文得以重新合为一家，为甲骨文和商史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而《殷契粹编》一书，也将断片尽量拼合，特别是《粹》112和《粹》113这两个拼合版，是殷代先公上甲后世次为报乙、报丙、报丁的铁证，为王国维《先王考》及《续考》增加了筹码，证明了《史记》的谬误是无需怀疑的。此外，他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即卜辞纪卜或纪卜的应验辞，每一事都书刻在多片甲骨上，因此当甲骨片有残损的时候，不同片的残辞可以互相补足，重整为一个完整的事件。在后来的《甲骨文合集》 一书的编纂中，也是根据郭沫若的启示，尽量将残碎甲骨缀合并将同文卜辞按卜序集中一起处理的。
（四）在甲骨文的卜法、文例等方面的研究，郭沫若一枝独秀
他正确指出了“卜辞契例，凡于长骨分契成段者，左行右行率一律。然亦有参错互行者”。并以《殷契佚存》第二片的四段刻辞为例，指出 “一、二左行，三、四右行。左
③行者辞次由下而上，右行者辞次由上而下。两者所卜之时期不同” 。他较早地发现了甲
骨文“百又七旬又九日”（《通》788）的“验词”和“记用刻辞”，说“‘兹御’卜辞恒语，盖犹它辞言‘兹用’也。”④他也较早地注意到卜兆序数，认为这是纪卜的数字。至于郭沫若在《卜辞通纂考释》一书中所提出的“卜用三骨”的著名论断，已为安阳殷墟和藁城的考古发掘和其他资料所证实。此外，郭沫若还对“骨臼刻辞”做了研究，从其所刻的位置来观察，发现其性质就如同现今社会的书头或标签，并经过考证，指出“骨臼刻辞”只在武丁时期出现，其前其后都未发现，应该是这一时期的习尚是这样的。这一系列的发现，对于我们在甲骨文的释读、认知方面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虽取得如此成就，但郭沫若对科学研究从未有过一丝懈怠。直到年近八旬的高龄，他还对甲骨文的起源、用途、事类、程式、规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从象牙工艺的工序，悟到古代整治甲骨和刻写文字时要用某种酸性溶液浸泡。为后来的学者指点了迷津。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3.
③ 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74.
④ 同上. ①②
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大胆创新，除了他学识渊博，批判并继承了汉学传统，精通古代典籍和各种古文字外，更重要的是他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因此他才能高屋建瓴，不少地方超过前人。
三、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进行商史研究
郭沫若搜集和研究甲骨文的目的，是“要从古物中去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况，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粉饰—阶级的粉饰。??我现在即就诸家所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①从而对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他以甲骨文为重要资料，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指导下，在商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正如著名学者张坚所说的，郭沫若对于甲骨文研究的主要贡献，不是甲骨文的搜集、整理、研究，而是在于他首先开创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甲骨文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系统研究的风气。他是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我国古代社会历史的学者。
（一）早期对于商代社会性质的估计
1928年，郭沫若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利用所搜集和整理的甲骨文，开始进行商代社会历史的探讨工作。在研究过程中，他发现：“⑴中国的古物属于有史时期的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的末年可以说还是金石并用的时期。⑵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象形图画，而且写法不一定，于字的构成上或倒书或横书，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数字合书，或一字析书。而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或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可以知道那时的文字还在形成的途中。⑶商代的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的生产，卜辞中用牲之数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证据。农业虽已发明，但所有的耕器还显然在用蜃器或石器，所以农业在当时尚未十分发达”②根据这三个结论，他断言：“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起头”“在商代都还只是牧畜盛行的时代，那么商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原始共社制的氏族社会，至少应该是这种社会的末期”③得出了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社会的结论。
基于对商代社会性质的这一估计，郭沫若对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考察了商代的渔猎、畜牧、农业、工艺、贸易等各方面的情形，指出商代的“产业状况已经超过了渔猎时期，而进展到牧畜业的最盛时期”“农业已经出现，但尚未十分发达”“在产业界的一隅已经有商行行为的存在，然其事尚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之
④推移中”所以，当时还是考古学上所说的金石并用时代。
商代社会经济基础的这一特点，反映在上层建筑方面必然也呈现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郭沫若指出，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多母”、“多父”的记载，如“祖乙之配曰妣己，又曰妣庚”“贞又于父庚，贞又于父辛”等，是商代末年犹有亚血缘群婚制的反映。正因为如此，甲骨文里有不少以母权为中心的痕迹。这就是“殷之先妣皆特祭”，“帝王称‘毓’”和“兄终弟及”制度。而甲骨文里“今王称为王，仅先王称‘毓’，则女酋长之事似以退下中国政治舞台，而相距则当亦不远。”⑤反映了女酋长曾一度活跃于历史舞台上的事实。
（二）对商代社会性质研究的突破
随着文献材料、青铜器铭文的整理研究有了新的进展，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考古发掘工作有了一定突破，郭沫若早年对于商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本着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发展的眼光重新认识问题，否定了自己最初关于商代社会性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5.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8-19.
③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
④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17.
⑤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28.
虽然甲骨文的记载反映了商代的畜牧业还相当发达，但农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甲骨文里田畴农籍等有关农业的字经常见到，例如卜辞中常见的田字就是一个方块田的图形，“殷代必然有四方四正的方块田，才能得出那样四方四正，规整划分的象形文字。”①殷人祭祀时经常使用酒等农产品的再制品，观黍、祈年、祭社、求晴雨等凡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项都成为王者所必须经常亲自举行的大事，也反映了殷代农业的高度发展。
殷代农业的发展，是与大规模使用农业奴隶劳动分不开的。虽然殷代耕具还是使用蚌制和石制的原始工具，但甲骨文里耕田的人称之为“众”或“大众”，众字写成“日下三人行”，象多数的人在太阳底下从事工作，这种耕种的规模就原样的气势上看来也是相当宏大的。这些众或众人，在周穆王以后还是奴隶，在殷代的情形便可以从这儿逆推了。商代奴隶主利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迫使大批奴隶在使用极其简单原始工具的条件下，产生了巨大的合力，从而使农业生产得以发展。甲骨文中犁牛的犁字，反映了商代可能在使用耕牛，这也说明商代的农业生产力有了提高。
与农业有着密切关系的历法，也取得不小的进步。甲骨文有关各种工艺品的记载和大量遗物的出土，反映了殷代手工业和桑蚕业已很发达，而手工业的发展，是以农业的高度发展为前提的。
特别是郭沫若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申述以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奴隶制时代》等著名论文，对商代是奴隶社会的看法做了全面而深入的阐述。他对大量的甲骨文资料和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说：“殷人的王家奴隶是很多的，私家奴隶也不在少数。‘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主要生产的是农业，而从事农耕的众人是‘畜民’中的最下等”。如此等等，进一步证明了“殷代是奴隶社会是不成问题的”②。
郭沫若的早年著作，不仅对于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和文字考释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于中国古代许多史迹的发现，直到今天仍有科学价值；也正是他勇于探索，敢于自我批判，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坚持以正确的理论带动学术研究的精神，使他敢于否定自己早年关于商代社会性质的不成熟看法，才为他后期深入进行商代奴隶社会史的研究和对古史分期等问题作出全面而系统地看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继往开来，培养接班人队伍
（一）继承研究成果，开创新的贡献
郭沫若虽然在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他非常重视并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1948年德国人亚多尔夫·米海里斯的 《美术考古一世纪》 再次出版时，他在序中写到：“我的关于殷墟卜辞和青铜器铭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这部书把方法告诉了我”。“作者不惜辞句的教人要注意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考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假如没有译这本书，我一定没有本领把殷墟卜辞和殷周青铜器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因而我的古代社会研究也就会成为沙上楼台的。”③
对于甲骨文研究的同行前辈，郭沫若也是很尊重的。他对于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都有很高的评价。特别是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即用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结合 《史记》 、《山海经》、《 竹书纪年》、《楚辞》等书，有力地证明了《殷本纪》所载殷王朝的世系是可信的，并订正了先公先王的位次。郭沫若评价说：“为中国之旧学自甲骨出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5.
③ 转引自.王戎笙.开辟古史研究新天地的郭沫若[J].历史教学，1999.4. ①②
而另辟一新纪元，自有罗、王二氏考释甲骨之业而另辟一新纪元，绝非过论”①郭沫若也正是在这些大家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新的方法，运用先进的理论武器，将甲骨文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即使在建国后，郭沫若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关心着老一辈的学者。多次与他们欢聚一堂，将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与他们共同探讨，他自己的文章在发表前也常常听取他们的意见，虚心改正自己的不足之处。
（二）传承文明，培养新青年
在继承国内外前辈、同行的研究成就，在积极与其他学者进行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甲骨文研究的同时，郭沫若还非常注重新一代人才的培养。他热情关怀青年，特别是初学甲骨文 、金文和古代史的青年，很多都得到过郭老的亲切指导，逐渐成长为新一代研究学者，打开了建国后研究甲骨文的繁荣局面。
我国第一部大型甲骨文资料汇编——《甲骨文合集》，就包含了郭沫若与新一代工作者的心血和汗水，是郭沫若建国后对甲骨文搜集、研究和流传做出的新的贡献。在主编《甲骨文合集》的过程中，郭老热情鼓励新一代工作者，并亲切的接见了编辑工作组的几位负责人，对他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并且一再叮嘱老一辈甲骨学家要注意接班人的培养工作。正是在郭沫若的工作热情和亲切教诲下，《甲骨文合集》陆续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而且锻炼了一大批新一代甲骨文研究人员，这是甲骨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件。为近几十年甲骨学研究的日益成熟、不断发展奠定了基础，完善了甲骨文的搜集整理工作和队伍建设工作。
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虽然在学术界中，有人批评他是御用文人；有人认为他把理论放的位置太高，以理论领导学术，从而丧失了研究的学术性；更有人以其私生活对他大加贬斥。但是客观来说，郭沫若在甲骨文、史学等方面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可抹杀的，而且他勇于自我批评、自我改正，坚持实事求是，“错误是人所难免的，要紧的是不要掩饰错误，并勇敢地改正错误。”②他敢于在前人的肩膀上指正前人的错误并大胆创新。他面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他关心下一代学者和初学青年，努力培养后继人才和社会的学习风尚??这一切的高贵品质和精神，都是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发扬的。
①
②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4.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
参考文献
[1]王宇信.建国以来甲骨文字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168-174.
[2]王戎笙.开辟古史研究新天地的郭沫若[J].历史教学，1999.5,1-5.
[3]王宇信.试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和商史研究[J].人文杂志，1980.8，21-29.
[4]郭沫若.奴隶制时代[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25.
[5]郭沫若.论古代社会[A].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⑶[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7.
[6]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M].周扬.郭沫若全集 历史编⑴[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4-217.
（来源：《论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