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新中国的成立，威胁了美国在远东乃至于世界的霸权。
另一方面，两极格局下，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视。
面对冷战在国际范围内不断扩展的现实,为了长期、间接地影响新中国的内外政策,华盛顿选择了使用经济武器而非直接的武装干涉。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似乎对美国经济实力的政治“杠杆”作用显得非常自信。显然,经济武器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战略选择。
美国实行的对华经济战略考虑从一开始就内含了一系列对外政策目标。其中一个长期目标就是弱化、离间北京同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从而最终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苏联远东的卫星国并充当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先锋”。为此,杜鲁门政府首先考虑运用经济恩惠来诱导北京。华盛顿的决策者们依据“常规”判断,一个政治上尚未巩固、经济上仍旧脆弱的中国新政权拒绝接受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这将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坚持民族独立、主权完整且决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领导人没有给美国利用经济诱饵留下任何余地,反而迅速地向苏联“一边倒”。恼怒之下,华盛顿转而施加贸易禁运。美国决策者们相信,由于经济落后的中国必须依赖对外经济贸易,中国领导人就无法忽视美国限制中美贸易的压力。而且他们推测,中国政府在历经艰难后就会了解到,苏联的经济制度和实力是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的。
依据“成本-收益”逻辑,美国对外政策决策者们认为,无论是经济诱饵还是贸易禁运,在影响中国对外政策上都是华盛顿的理性选择。在决定美国是否应该把已答应给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恩惠”转给共产党时,杜鲁门政府认为不应走得太远。由于受到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挫折和相信有效运用经济武器将引导杜鲁门政府对中国采取严厉的态度,华盛顿坚持贸易禁运、拒绝提供援助,除非北京的行为规范能够满足美国的要求。
即使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和继之而来的中国的武装介入,美国对华的经济武器仍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当美国和“联合国”军队同中国的“志愿军”在朝鲜进行有限战争时,华盛顿曾打算对华发动全面经济战争。美国战略家认为,在核时代,通过联合国采用暴力和非暴力的手段都是“惩罚侵略”、解决国际冲突、避免战争升级的最佳选择。
然而,事实证明美国的决策者们是在异想天开了。他们所碰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取得和保持盟国的合作与支持。虽然华盛顿说服了联合国对华实行国际禁运,但只是限于一个有选择性的框架内。尽管美国为了使禁运得到支持和不断扩大发动了强大的外交说服攻势,但美国的主要盟国仍坚持拒绝扩大对华的有限禁运。除了要维护它们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之外,这些国家在国际经济制裁是否有助于迫使中国接受在朝鲜的停火、是否有助于遏制中国不再“挑起冲突”、是否有助于阻止中国“充当共产主义在亚洲扩张的先锋”等涉及经济武器的目标和效果问题上,产生了疑虑。尤其是英国的有限合作态度起到了从内部削弱西方对华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的作用。伦敦无法赞同华盛顿对经济制裁的代价-收益的计算方法,它比美国更加重视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特别是针对其殖民地香港的经济利益。尽管双方政治利益基本一致,但美英间经济利益的差异明显阻碍了对华国际禁运的有效发挥。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以美国为首的对华经济制裁从一开始就体现出许多强烈的浪漫主义的期望。随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被确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华盛顿的决策者们在国内强硬派的压力下,总希望能够做些什么并盼望政策行为能够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即便当对华经济制裁并未产生美国所期待的经济或军事效果时,他们仍然拒绝放弃对经济武器的心理或政治的冲击力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