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
1914年2月7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其主要内容是规定钱币的铸造发行权归民国政府所有，原先的各个官局所铸造发行的1元银元，由民国政府兑换并改铸，在一点的时期内，承认它们的价值等同于国币1元的价值。国币中的主币是1元银元，其重量是库平纯银六钱四分八厘，材质是银占90%，铜占10%，以后就改为了银占89%，铜占11%，一枚成品银元的重量是7钱2分。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4种（壹圆、中圆、贰角、壹角）、镍币一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厘、二厘、一厘）。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国币条例》公布同年先在天津造币厂铸造“袁大头”壹圆银币，后在南京、广东、武昌等造币厂陆续铸造
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
“袁大头”银币的正面图案，中间为袁世凯（均为光头）戎装左侧面像，上方为“中华民国×年”；背面图案均是两株交叉的稻穗，中央为“壹圆”、“中圆”（伍角）、“贰角”、“壹角”字样，后几种上方分别有“每二枚当一圆”、“每伍枚当一圆”和“每十枚当一圆”的字样；该系列币分别重27克(七钱二，即7.2×3.75=27)、13．3克、5．3克和2．6克；成色分别为90．4%、84．5%、80．4%和82．5%；该币的外环主要是直齿边，另外，还铸有少量工字边和花齿边。
在该系列币中，民国3年、9年、10年等一元币较为常见。在民国三年的“袁大头”中，袁世凯“签字版”则出类拔萃地被收藏爱好者所钟爱。一类是民国三年天津造币厂试铸的意大利制版人的英文签字版；另一类是袁世凯的左侧面像后颈部位的签字版。以上两类（5种）均为样品币，未曾正式流通使用，所以存世不多。
民国
民国建立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财政危机十分严重。当时中央政府可能采取的筹款办法主要有三种，即增税、借债和发行纸币。政府最初主要依赖外债，然而借债要还，终非长久之计。从短期来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孙中山、黄兴曾主张发行不兑换纸币，其根本仍在于整理银元、统一银元和纸币发行权，否则将如袁世凯、熊希龄所言， “全国骚然，危亡立见。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币制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银元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
民国政府的财政危机，其解决根本在于整理财政，而币制为财政之总枢，统一币制成为当务之急。欲推行币制改革，必先确定本位。当时普遍认为采用金本位和金汇兑本位为大势所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时任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向大总统孙中山提出币制纲要六条，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无论是金本位制还是金汇兑本位制，都需要有相当的黄金储备，但中国的黄金储备少得可怜，无论如何满足不了需要。另一方面，当时国内流通着大量白银，如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这些白银该怎么处置?显然，陈的建议并不具备现实基础，在这个时候实行金本位制或金汇兑本位制还为时过早。
袁世凯继任大总统后，继续谋求币制改革。1912年秋，政府在财政部下设币制委员会为筹议币制机关，还聘请了正在访华的荷兰货币金融学博士卫斯林为名誉顾问。曾被清政府度支部聘为顾问的卫斯林向币制委员会提出了《中国币制改革刍议》，主张在采用金汇兑本位制之前，应暂时并用金汇兑本位和银本位两种制度。 1913年春，币制委员会设专任委员，详细讨论币制改革方案，在金、银、金银并甩三种意见中争论不休。最后，币制委员会拿出的报告书中，还是将金汇兑本位制列为首选，而弊多利少的银本位制则被弃置一旁。
银元替代
1927年北伐胜利之后，国民政府下令停铸“袁大头”银元，改铸总理新币，俗称“孙头"(或称“船币")o此后国内就通行“袁大头"和“孙头"两种银元，其成色基本相同，可以通用.
“袁大头"通行之后，生银流通渐少，从百姓日常使用、完粮纳税，到官款出入都改为银元。尽管如此，银两制度仍保留下来，内地各省尚有以银两为通用货币t 的，通商大埠商业往来还是习惯使用银两，国际收支更是如此。在上海钱庄和银行汇集之区，每天清早可以见到行庄的老司务(即工役)背上负着一个黄藤笆斗，漆上了钱庄名称的黑字，里面盛着银元，互相递解，数目大的要用特制的铁框厚木箱解款，宝银多是装成箱，大约60锭一箱，结算后用人力或车力运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