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城市竞争分析中，似乎大伙也更喜欢比较那些经济发达的城市。但是殊不知，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往往更是“资源享受者”，而那些在资源上对其他城市“输血”的城市，随着资源的耗费，经济开始萧条，最后开始“遗忘”在大众视野。
1、山西被“煤炭”割韭菜
笔者将各省份资源地区数量单独列了一个数据表：
图表上，被“黄色”线标明的是“资源型地级市占该省份所有地级行政区比例”在50%以上的省份，占比50%以上也就是说该省份内，半数以上的城市都是资源型城市。这些省份按照占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山西、黑龙江、吉林、安徽、陕西、内蒙古、贵州、四川、甘肃、辽宁。
把这些省份列出来以后，估计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些资源发达的地区，如果从“经济总量”来看，除了四川，其他几个省份从排名倒着来数，基本上都占全了。
以山西为例，山西省内除了省会城市太原不是资源型城市，其他城市全部是资源型城市。山西作为资源密集型地区，山西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资源型城市（省份）”的未来。
那么山西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不妨来看下山西最近这些年的经济增速情况。
山西这些年的发展情况，可以完全是一部活生生的“血泪史”。山西的经济近二十年就已经历了两次断崖式下跌（2008年、2010年），2016年更是山西近几年来唯一一次同比正增长。
2000年到2007年应该是属于山西最“辉煌”的时刻，这些年山西经济增速全年都在10%以上，以现在经济最发达的广东为例，广东这些年的经济增速都很少有突破过10%，基本上稳定在7%左右，那时候的山西有多发达大家可想而知。
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山西怎么突然就从“极盛”转换成“极衰”了呢？其实结合一系列煤炭调控政策以及煤炭价格走势，大家就释然了：
从2002年我国煤炭市场开始实行完全市场定价以来，煤炭价格从2002年到2007年差不多翻番了三倍，此时对应山西经济增速也是最快的时候。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煤炭经历过一波“腰斩”，但是山西也还是没有考虑转型。等到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经济增速从以前的两位数变到7.5%。而此时煤炭的政策面也开始收紧，尤其是十八大后，我国经济由注重发展开始从速度向质量转变，环境问题成了煤炭行业的首要问题，这一改变，也使得煤炭价格持续下跌。
也就是说，对于山西而言，其实这么多年只出现过一次最佳转型时机，那就是享受煤炭价格翻倍红利2002年-2007年这个时间段，但是不巧的山西刚好错过了这个转型的最佳时机，成功的被“煤炭”给割韭菜，而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煤炭价格的不断走低。
A股的散户被股票套了会伤心，现在的山西经济其实就可以理解成被“煤炭”给套了。有句话说得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山西下一次转型的最佳时机或许就是煤炭周期性反弹的高点。
2、其他资源型城市未来何去何从？
连山西这么大资源体量的地区，都把握不好转型最佳时机，那么其他类型的资源型城市的未来又该何去何从呢？
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用股票的思维来看这个这个问题。山西现在的情况就好比被套的一个“机构”，而且仓位还不轻，其他资源型城市则是被套的“散户”。对山西这个“机构”而言，基本上完全割肉已经是不可能了，要不就只能等煤炭价格反弹的时候一步步减轻仓位，要不就只能提高资金总量来降低整体上“煤炭”的仓位。
而其他资源型城市呢？因为小城市不会像“山西”这么大体量，所以整体上还是“船小好调头”，转型成功的可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在大众认知上摆脱掉“资源型城市”的帽子，转型不成功的那就只能等到资源耗尽时“人走茶凉”了。
在所有的资源型城市中，笔者发现有两个转型最为成功的城市，一个是徐州、一个是唐山。这两个城市基本上也是目前所有资源型城市中经济发展最好的两个城市；当然了，“人走茶凉”的资源型城市也不在少数，最典型的就是云南东川和陕西铜川。
▌徐州：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先锋”
提到徐州，或许更多的人想到的还是“苏北、包邮、供暖”这几个代名词。
然而，徐州其实一直都还都是江苏省的资源型城市和重要工业基地，江苏省内唯一的煤炭生产基地就是徐州。而现在，从徐州10年的产业结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座城市的转型：
徐州十年间产业结构上最大变化就是，从以前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到现在二三产业开始比较均衡。徐州相比其他城市而言，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交通发达，自古就有“五省通衢”之称。另一方面，江苏有这个意向也有这个能力促成徐州的转型：从徐州的研发经费就可以看出这点，2008年徐州的研发经费占比GDP比重是1.14%，那时候江苏的平均值是1.8%，现在徐州的研发费用在GDP不断上涨的情况，已经差不多增长到3%了，已经超过了大部分同类型的城市，大有将徐州打造成苏北经济中心的意图。
如果说强悍的经济实力（江苏省经济总量排第二），发达的交通，有意向的调控造成了徐州的转型成功，只能说徐州转型成功“解套了”，还有大部分资源型城市就没有徐州这么幸运了。
▌东川、铜川：资源型城市的“反面教材”
如果说徐州、唐山是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后的“正面典型”，那么东川、铜川就是资源型城市衰落的“反面教材”。
东川是云南的一座资源矿业型城市，曾以“天南铜都”闻名于世，两千多年来也一直都是我国的产铜重，在铜走俏的时候，当地经济也是一度发达，那时候东川还是直辖市。但是后来东川的铜矿资源告罄，东川就这么“没落”下去，1999年的时候，东川就被撤市，现在是昆明市的一个区。
与东川一样“没落”的还有陕西的铜川，铜川的结局稍微比东川好一点，不过相比以前有过的辉煌，现在已是彻底掉队。铜川是陕西的煤炭资源矿产基地，以前煤炭走势良好的时候，铜川一直都有“渭北明珠”之称，一度成为陕西省内的第二大城市，但是因为产业结构单一，等到煤炭价格不断走低，过去那个“辉煌”的城市，已经完全被宝鸡、咸阳拉开了差距。
3、是否应该“苟富贵，勿相忘”？
现在的这些资源型城市（省份），相比其他地区，确实存在一些经济上的差距。
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现在这些资源型城市（省份），经济上已经很明显的距离同类型地区拉开了差距，那么是否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给与一些“红利”或者是“政策上的倾斜”？
其实这个问题，笔者觉得一般的“补救”的完全是无济于事，用一句简单一点的话讲就是：“被深套的人，你给一些小优惠根本就没用，就算给了大的政策上的倾斜，解套也需要时间才行”。还是以山西为例，就算山西要转型，就算山西有政策上的“红利”，山西转型成功也会是一部“漫长史”，毕竟全省90%以上的城市全部都是资源型城市，怎么可能关照得过来。
除开上面提到的徐州、唐山这两个转型较为成功的城市。笔者觉得，在这些资源型城市当中，像江西赣州、河南洛阳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可以给予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就可以率先完成转型，对于这类型城市想要完成“华丽蜕变”其实也只是差上一些“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