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这起恶性事故的处理中，一系列“负责同志”为其在工作中负的责任进行了另一种形式的“兑现”：廖诗权，铁道部副部长兼郑州铁路局局长，被国务院给予行政记过处分；李银昌，郑州铁路机务南段党委书记，被铁道部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孙建洲，郑州铁路机务南段段长，被铁道部行政记大过处分。[1]
这起罕见特大事故的影响，震撼中原、波及全国。斑驳的血痕和闪烁的泪光冲洗出铁路部门在管理中存在的种种深层问题。比如领导工作不扎实、不深入，对安全生产抓得不严，不细，对运输生产着急工种和要害部门抓得不狠，要求不严。此外对职工特别是一线职工生活缺乏关心，基础工作薄弱等问题都十分醒目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为了吸取血的教训，1978年12月19日，郑州铁路局召开全局广播电话会议，局长廖诗权亲自动员，分析事故原因，号召全局职工及家属行动起来消除安全隐患。铁路局还组织全局中层以上干部1140人深入基层抓安全生产工作。
郑州机务段在事故发生后，加大科研力度，在机车上装备了无线列车调度电话机车自动信号系统和机车自动停车装置。这些安全技术措施后来推广到郑州铁路局乃至全国铁路系统，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上下的铁路安全运营。
为了保障值乘人员得到良好休息，郑州铁路局普遍建立了待乘室，值乘人员出车前至少要在此休息4个小时，待乘室管理极为严格，这一措施延续至今。
杨庄事故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郑州铁路机务南段所有内燃机车驾驶室内都有一行醒目的红字----“牢记杨庄事故血的教训！”在提示每一位司机行车安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