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大陆历史学受现实政治影响甚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某一时期的政治需要决定着历史研究的方向。
回想起来，上世纪50年代，因实行“一边倒”（倒向苏联一边）的外交方针，后又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故而美帝侵华史最受看重。待至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于是沙俄侵华史的研究热潮又应运而生。
当然，作为学术事业，史学领域的这些课题均可研究，这里只是论及其政治背景。关键是，在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中，侵略中国最为猖狂，危害中国最为严重，造成中国损失最为巨大的是日本。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却偏偏对于日本侵华史的研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历史写作要适合政治宣传的口味，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大致从80年代起才逐步有所改变。但其影响相当深远，不容低估。
历史学的起码要求，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真相。然而，历史为政治服务的影响，对这一基本要求的实现是极大的妨碍。这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80年代以前出版的许多历史教材，对抗日战争史的叙述受政治影响的主要表现在于:一是比较片面，往往侧重于讲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领导敌后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方面的内容，而对全民族抗战的内容缺乏完整的叙述。二是不少地方缺乏真实性，多掩盖国民政府领导下正面战场积极抗战的史实，根据政治的需要，褒贬历史，取舍史实。
这可以从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抗战态度的论述说起。
蒋介石有无抗战决心
因为蒋介石是国民党政权的首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推翻的主要对象，因此，在历史的叙述中，他也成为口诛笔伐的主要靶的。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能与他沾上边的，无一不可归罪于他。在中共领导革命的历史上，各种地方实力派，凡是反蒋者都是中共可以利用的对象，因而均可称之为“爱国”的“进步势力”。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而冀察当局首领、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卢沟桥事变后中了日本的缓兵计和离间计。当时，蒋介石和何应钦多次打电报给宋哲元，提醒他严防日本的缓兵计。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央政府即下令孙连仲部、庞炳勋部北上增援平津，与第二十九军共同抗日。而宋哲元甚至拒绝增援的部队北上。可是，有的著作仍然认为，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抱着避战求和的念头，影响了宋哲元，使后者举棋不定，态度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