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结构虽与发达经济体以及其他发展中大国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中国寻求工业化的特定历史阶段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充分发挥自身竞争优势的必然选择，在经济意义上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三大部门发展均衡性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工业部门是中国的专业化部门，其相对经济地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以工业为主导产业是我国能耗水平居高不下、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的根源。但这样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在全球经济中追赶者的地位是相匹配的。成本领先发展战略是我国在工业化进程中不得不采用也是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战略选择。对于追赶者而言，尤其是主要竞争优势在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追赶者，产品多样化战略是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必然也是最佳选择。而追赶者的产品多样化通常以模仿领先者产业结构为特征，总是以技术相对简单的产品或服务作为突破口。具体到我国，基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国际市场条件，选择符合自身竞争优势的制造业作为产业多样化的突破口，这是适合当时阶段的合理选择。
从需求结构来看，中国最终消费率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属于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较高的国民储蓄率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必要条件。而且中国人一贯勤俭节约，有着为后代打算的传统，强烈的遗产动机极大抑制了居民消费，更进一步推高了国民储蓄率。有学者指责中国出口增长过快，贸易顺差过大，对外依存度过高。这样的批评很不公平。中国作为追赶者，国内需求规模和结构都无法满足产业多样化的需要，必须寻求外部市场。只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产业多样化才能快速推进，否则新增生产能力无法消化。事实上，所有利用国际市场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日本、韩国等，都有过对外依存度迅速上升的阶段，而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仅相当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从收入结构来看，中国的分配现状与共同富裕的理想的确相去甚远，劳动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份额不断下降，行业薪酬差异持续扩大，贫富差距问题依然严峻。但分配不公并非中国独有的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现象。世界经济出现这一现象，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从资本边际产出低的发达国家流向边际产出高的发展中国家，逐步推升了全球资本相对边际产出水平，且加剧了全球资本稀缺性，由此必然导致劳动报酬―资本收益比例逐步下降。中国资本收益比例趋于上升，则主要因为工业化带来的城乡经济一体化。一方面，长期城乡分割使得中国农村出现大量闲散人员，可以近乎无限地为城市工业化供应劳动力；另一方面，长期存在的贷款利率刚性表明，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我国工业化的瓶颈问题。在此背景下，基于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一定会更多倾向于企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提升，劳动报酬与企业盈余比例趋于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