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古代打击乐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
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钟”是佛教的“犍椎”之一，当初仅仅是作为集众之用的，所以也称为“信鼓”。—印度在还没有“钟”的时期，多半是敲击木制的犍椎集众。
“钟”也是报时之器。“钟”本来只有“梵钟”和“半钟”两种；“梵钟”就是所谓的“大钟”，又称为“钓（吊）钟、撞钟、洪钟、鲸钟”等等。“半钟”的体积只有“梵钟”的一半高度，所以称为“半钟”。
“钟”的体积大小，有它一定的标准。古代的大型“梵钟”，据广弘明集第二十八卷记载：京师西明寺（唐高宗敕建，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之“钟”，用铜一万斤。又日本京都方广寺之“钟”，高一丈五尺，径九尺二寸，厚九寸二分，重二万二千贯（一贯为三.七五公斤）。普通的“梵钟”，高约四.五尺，径约二尺左右。（上述的尺码，不知道是不是现今的中国尺寸。）
“梵钟”悬挂在“钟楼”顶层，“半钟”则吊在佛堂后门檐下。寺院中置有专司“晓钟、昏钟、斋钟、定钟”四时鸣钟的“执事僧”—“钟头”，按时敲叩。
古昔时代，除了已经知道印度有“钟”之外，在当时中国似乎也有“钟”，只是缺少足资考证的文献而已。据广弘明集第二十八卷说：有“大周二教钟铭”（周武帝制）、“大唐兴善寺钟铭”、“京都西明寺钟铭”（唐麟德二年造）。
又洛阳伽蓝记序有说：“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落，钟声罕闻。”
另据高僧传第二十九卷：“智兴传”说：“隋大业五年，兴住京师禅定寺，司“时钟”之役。”
又唐代张继“枫桥夜泊”诗，有“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有“文殊菩萨曾在五台山钟楼谷化现“金钟宝楼”之记事。”
根据以上所引述的许多资料显示：后周以降，中国历代人士曾经不断铸“钟”。
“钟”对于修道，有大功德。据敕修清规法器章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又经典中说：“洪钟震响觉群生，声遍十方无量土。”
又增一阿含经说：“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停止。”
又付法藏传卷五说：“古月支国王，因与安息国战，杀人九亿。因恶报故，死后化为千头大鱼，剑轮绕身砍头。随砍复生，极痛难忍。往求罗汉僧长（常）击钟声，以息其苦。”
又高僧传（智兴传）说：“有一亡者，通梦其妻曰：“我病死，生于地狱，幸赖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响震幽冥，同受苦者，一时解脱。””
又大唐西域记卷一说：“迦腻色迦王受恶龙请，建寺鸣钟，息其嗔心。”
俱舍论及佛祖统记（智者传）也说：“人命将终，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
又只园图经大略说：“只园精舍无常院中，有银钟、颇梨钟（可能是“琉璃钟”或“水晶钟”）各四座（台）。银钟放置无常堂内，此堂乃病僧所住。僧病垂危，钟即自鸣，音中宣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僧闻音已，苦恼即除，如入三昧，得生净土。—银钟为忉利天王释提桓因所造，颇梨钟则是月宫天子所造。及至佛灭度后，二钟各自归还天界。”
因为“钟”有这许多的功德，所以佛教徒应该尊重它。因此，凡是敲钟的人必先默诵“愿偈”（即“钟声偈”）。杂喻经“偈”云：“所在闻钟声，卧者必须起。”古德也说：“闻钟卧不起，护法善神嗔；现前减福慧，后世堕蛇身。”
敲钟用的“钟椎”又称做“杵”。“钟”的敲击板眼，随着“门派”及“方域”的不同，佛教界没有统一的规定。就是常见的“百八钟”的义解，也是不尽一致的。据中国的世典群谈采余说：“钟声晨昏叩一百八声者，一岁之义也。盖年有十二月，有二十四气，又有七十二候，正得此数。”这个说法乃世俗所杜撰，与佛教无关。又有佛门中人说：“鸣钟一百八下，以醒一百八烦恼之睡也。”此说也不见经传。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发两个频率音，即一钟有两个基频。这两音一般为大小三度音程。钟的发音机制是弯曲板的板振动。由于钟体特有的合瓦形结构，它产生两种基频振动模式。敲击正鼓部时有六条节线，位置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棱。敲击侧鼓部时有四条节线，位置在两个正鼓部和两个铣棱。钟体两侧的棱在振动中起阻尼和加速衰减的作用，以避免哄鸣声。同时，两振动波相互制约，使“哼音”（时间拖延很长的嗡声）尽快消除。枚也有加速高频衰减的作用。这种巧妙合理的结构设计，使编钟成为可以演奏旋律的大型打击乐器。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利用改变钟体壁厚的方法在节线敏感部位调节音高。西周钟内壁常见的凹槽和战国钟内壁常见的凸带，即为此而设的。铸钟要经过繁复的工序，音高误差需控制在0—±5音分之内，以保证良好的音质。
钟采用分范合铸法制造。1960年至1963年，山西侯马村古城东周遗址发现三千余块陶范，其中有大量钟、镈的内外范，提供了古代分范合铸法的物证。青铜钟的合金成分是锡青铜，并含有少量铅和其他微量元素。《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表明当时钟的合金比例已规范化。钟悬于架上演奏。钟架，古称“簨簴”（Sǔn、jù），横梁为“簨”，也作笋、栒；承托横梁的立柱为“簴”，也作虡、鐻。立柱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跗座”。由于每组（套）编钟悬钟数目不同，架制也有多种。如一梁二柱（河南信阳楚墓编钟，十三件）；二梁五柱（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编钟，二十二件）；曲尺形二梁三柱（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编镈，八件）；曲尺形七梁十四柱（曾侯乙墓编钟，六十四件）等。有些编钟出土时伴有钟钩、穿钉和敲击钟体的钟棰、钟棒出土。甬钟用钟钩或绳子悬系，钮钟用穿钉悬挂。演奏中小型编钟，用T形木棰；演奏大型钟，用长圆形木棒。以曾侯乙墓为例。其T形钟棰长62厘米、木棒长达215厘米。
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是迄今发现最庞大的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钮钟三组，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四十五件。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总重量2500公斤以上。
此编钟音域C—c4，约五个八度。在g—c3的中心音区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音列，可以旋宫转调。每件钟体上都有篆体铭文，共约二千八百字，用以标明各钟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五国或地区各律（调）的对应关系（参见表二至表四）。钟架置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西架长7.48米，高2.65米；南架长3.35米、高2.73米。中下层立柱为六个青铜佩剑武士。全套编钟气势雄伟、场面壮观。
此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工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我国和世界考古史、音乐史上都是空前的重大发现。继曾侯乙编钟之后，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二号墓又发现三十六件一组的编钟。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钟鐻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万石之鐻”。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随着佛教、道教的兴起，东汉之后，寺庙、道观使用佛钟（又称梵钟）和道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太建七年（575），现存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巨型佛、道钟常由皇帝铸造，如唐长安城（今西安）景龙观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明永乐（1403—1424）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它们的实际用途是报时打点。永乐大钟高6.94米、下口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至今音响圆润宏亮，可传至数十里。钟体内外用工整楷书铸佛经十七种，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此钟以其宏亮的声响、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驰名中外，有古代“钟王”之誉。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镈。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1101—1125）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此器名为钟，实为镈。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晟蕤宾钟，通高28厘米、双龙形繁钮、平口，钲、篆、鼓部饰蟠虺纹。正面钲间铭文“大晟”，背面钲间铭文“蕤宾”。音高#f1。
清代宫廷所用编钟为十六件一组。悬于两层钟架上，每层各悬八件。从倍夷则到应钟，共十二律加四倍律。
民族乐器厂家、科研单位和民族乐团不断研制和使用仿古编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