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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正面评价：
清末新政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慈禧太后决定锐意进取，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希望因此能够避免清王朝走向灭亡。在袁世凯的襄赞下，清末新政的改革的深度、广度和实际效果都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进行了官制改革、教育改革、税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建立了新军和新式警察，在直隶等地试行了现代司法和刑狱管理制度，为此后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人才基础。慈禧太后甚至宣布筹划预备立宪，一度让国民燃起了走向君主立宪制度的希望。然而随着慈禧太后的病逝，清末改革由于缺乏精明有力的领导者而最终走向失败，清王朝也在随后被辛亥革命所推翻。
二、负面评价：
个人的人格方面，从宫廷斗争中夺得政权。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后，已篡夺取得皇太后名分的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奕䜣等皇室近支，发动政变从以皇室远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为首，实际以能臣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八大臣集团手中夺得政权，并将其中三位（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后为建立及维系其独裁权力，慈禧皇太后对于政敌之整肃绝少留情，即使对亲生儿子同治帝，以及继位者光绪帝的操控及管制，亦极为高压严峻，临终前甚至密令以砒霜毒死光绪皇帝，以防自己死后被新党清算。慈禧太后
从广泛角度研究，慈禧当政的结果确实极多数得到负面评价。主要是中法战争后在许多清流文人眼中获得了胜利却仍要签订放弃越南的天津条约，以及甲午战争失败后令中国丧失重大利权的1895年《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和约》等之缔结，以及1900年庚子拳乱之大祸。慈禧皇太后的执政及决策，于此二事件之发生，均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慈禧皇太后虽然在当时专制政治体制上非常干练，但其最高目的仍然是维系本身对中国的统治。
以上列举的数次丧权辱国的战争结果，并非一定如此，其中镇南关大捷后的乙酉清法战争以及中日甲午战争都是继续战争比接受议和的耻辱条件要更加有利，但继续战争的结果虽然有可能会在甲午时拖垮当时国力即将穷尽的日本，从而有可能使中华民族避免二十世纪初期遭受极多苦难与大量中国人民死亡的历史，却由于当时慈禧执政中期之后内宫花费糜烂不足以同时支撑战争与慈禧生活费，同时很可能会让满族政府因为持久战乱而国力穷竭并且因此失去权威而垮台。特别是中法战争如果继续，会耗尽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所急需的银两，因此受到了恭亲王、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的反对。此外慈禧个人于早年当政之初尚知节俭与励精图治，但后来即日渐奢靡。举凡重修圆明园（后为恭亲王等大臣所阻）、清漪园与筹办万徇寿诞等均耗费大量银钱。上述之事虽非均由慈禧之意而兴，但对于皇帝及臣工等对其进行讨好之作为，慈禧并不加以劝止却反而多有纵容。甚至庚子事变后中国面临《辛丑和约》的巨额赔款时，其奢靡之风仍未见明显收敛，无形中使晚清已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更加恶化，民生凋敝。
甲午战败之源
在“同治中兴”的太平表象下，“自强运动”只重视购买武器，实为战败主因。当时败战主因实因训练不足，如同日俄战争对马海战，日军并无任何一艘战斗舰被击沉，仅损失3 艘鱼雷艇，但是俄国海军舰队被击沉战列舰及各型舰艇19艘等。甲午战败
慈禧皇太后的病态性铺张浪费，以及对于国际时局缺乏认识，轻视事情重要性，允称导致甲午战争战败的主因之一。其中最显著的事例为花费巨资扩建颐和园用以庆祝自己的六十大寿，给包含海军军费在内的国家财政带来无建设性的负担。修建颐和园是光绪帝为讨好慈禧所为，有部分原因是让慈禧颐养天年还政于光绪。所用款项和海军军费冲突，导致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的连续数年经费严重不足。1882年，日本海军还只是鱼雷艇和二千吨以下的近海铁甲舰为主，无大型铁甲巡洋舰。1885年，日本提出十年的扩军计划，意图超过北洋海军。1886年，法国海军工程师白劳易受雇建造4700吨级大型铁甲巡洋舰“松岛号”和“厳岛号”。1890年时，中国北洋舰队的总排水量为27000吨，而日本海军的总排水量在17000吨以上。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时，日本海军舰队总排水量为72000吨，并且多有配置速射炮的新式舰艇。相反，北洋舰队自1888年正式成立后，再未添加任何船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后来海军军费挪用修了慈禧的颐和园。甚至在战败签约、割地赔款之后，1895年，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建自己的陵墓，整个工程长达13年之久，直到她死前才完工；重修的慈禧陵虽成为清代最豪华独特的皇家陵寝，然而耗资巨大，放在清季国事日非的历史脉络下加以检视，更突显出慈禧皇太后重视个人虚荣以及清廷威仪甚于国家兴衰的心态令全中华民族可叹与可恨。
阻碍维新变法
按照传统史学观，许多批评者谓，慈禧皇太后对于李鸿章等汉臣的重用，以及对于洋务运动的接受和推动，均乃出于维系清廷统治的现实需要，而非出于真心支持。还有人批评说，慈禧皇太后表面上虽让光绪皇帝于1894年起亲政，并容许皇帝及一班主张维新的臣僚在1898年实施变法，实际上对于政局的掌控及干涉却从未放松。终于，帝后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在一场帝党方面仓皇筹划的流产政变中爆发；皇太后大权在握，在守旧派亲贵朝臣以及近畿军权的支持下，顺势从皇帝手中收回政权，实际上等于后党政变成功。于是，史称百日维新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实验，尚未及实施，即戛然中止；嗣后朝政愈趋保守，对于当时中国的近代化革新造成强大的阻力。然而有很多最新的历史研究和历史学论文指出，戊戌变法实际上是一次很不成熟的、过于急躁求成的、难以成功的政治改革。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改革幅度过大，激起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僚的激烈反对，甚至因此威胁到了清王朝统治，所以慈禧干涉新政，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阻碍维新变法
根据雷家圣《力挽狂澜：戊戌政变新探》一书指出：戊戌变法期间，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至中国访问。当时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变法派领袖康有为建议，要求清朝方面聘请伊藤为顾问，甚至付以事权。于是变法派官员在伊藤抵华后，纷纷上书请求重用伊藤，引起不属于变法派的官员们的警惕。保守派官员杨崇伊甚至密奏慈禧太后：“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这种激烈的言论，促使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八月初四）由颐和园回到紫禁城，意欲了解光绪皇帝对伊藤有何看法。
不过，伊藤与李提摩太又向康有为提议“中美英日合邦”。于是，在康有为的授意下，变法派官员杨深秀于9月20日（八月初五）上书光绪皇帝：“臣尤伏愿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另一变法派官员宋伯鲁也于9月21日（八月初六）上书言道：“渠（李提摩太）之来也，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各国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俨然欲将中国军事、财税、外交的国家大权，交于外人之手。慈禧太后于9月19日（八月初四）返回紫禁城后，于9月20至21日获知此事，惊觉事态严重，才当机立断发动政变，重新训政，结束了戊戌变法。此一新发现，打破了以往对戊戌政变的解释，使得戊戌时期正反两方人物的历史评价，都有重新加以商榷讨论之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