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再次回应开头所提到的问题，我国媒介产业化的发展是否与20年前有了不同，下一步需要怎样的抓手？笔者在20年前已经提到，媒介产业化是为了适应大市场、大资本，成为大媒体，能够参与国际化的竞争。在2016年到2017年的《媒介》封面主题中，笔者涉及了两个关键词，一为内容产业，一为国际化。内容产业至于媒体产业的重要性在前文已经做了相应论述，国际化则是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持续性承接——这两点应当成为媒介产业化的新抓手。
（一）从内容产业到内容银行
从2009年开始提出内容银行这一概念到今天开始落地开花，笔者探讨内容银行理论的初衷就在于内容产业交易的必要性和风险性同在。内容产业化这个命题的核心在于内容成为可交易的商品，并且通过流通产生价值流动。一方面，内容领域的无限生产、无限传输与无限需求已经产生，内容专业化生产体系崩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产者、传播者、消费者，内容的社会化、大规模生产已经是既成事实；同时传输管道资源变得无比丰裕又日益开放。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不能解决内容交易的问题，就会产生免费内容盛行、劣币驱逐良币、传输通道滥用等现象，对传播领域的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
另一方面，随着内容产业的不断发展，媒体环境的日益变化，围绕媒体内容的交易方式也随之改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传统广电的媒资管理模式、电视节和电影节模式得到保留；内容版权交易中心模式逐步兴起；互联网内容交易平台越来越多。在各种媒体内容交易模式并行、交易方式从线下变为线上的转变过程中，问题与缺陷也被暴露出来：封闭的交易模式在媒体融合时代显得效率不足，从线下延伸到线上是一种必然趋势；自产自销式的交易网站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真正的交易平台需要从封闭走向开放；在由粗放模式向精细化迈进的过程中，缺乏评估是当前内容交易市场最大的短板；一些平台虽然以在线交易为设立初衷，但交易功能却并不完善。基于内容产业的变化以及现有内容产业面临的问题，要想寻求突破口，必须对整个产业的运营模式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受到银行体系的启发，借鉴银行业的相关基本原理，笔者提出了以互联互通的内容交易为核心的“内容银行”的概念，并逐渐将这一概念进行实践，这正是笔者的理论突破与价值。
这个交易体系的核心在于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能够把内容产品（成品、半成品以及围绕着内容的各种需求）货币化，使得海量的内容产品能够在不同场合做交易的时候有通用的货币单位来表示；第二能够支撑创作者（机构和个人）对内容的存储和取用，保障创造者的内容产品安全存放、自由取用；第三能够搭建交易平台，系统化管理所有内容产品的信息和需求渠道的信息，在数据化信息的支持下，构建交易平台，让买卖双方能够自由议价、安全支付、快捷流通，保障交易的完成。如此一来，内容交易就可以在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大规模地展开，从而适应内容生产规模化的需求，提升内容产业的价值。[5]
（二）以国际化发展带动生存空间的增长
2017年，《媒介》杂志的年度核心论题就是国际化：一来是关注国际媒体的全球化发展，二来是探讨当下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走出去”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却又值得笔者一而再、再而三地讨论——当新的经济环境成型，新的传播体系稳定，新的走出去角色也会出现，新的走出去模式随之诞生，对于“走出去”的理解也自然出现了更新。到了今天，当互联网媒体已经在参与全球化竞争时，笔者认为媒介产业化的方向之一就应当是国际化。那么，这种国际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笔者所理解的“走出去”又有哪些不同？在《条条大路通罗马》[6]这篇文章中，笔者将当下中国媒体机构的国际化发展策略细分为以下三种模式。
一是全球化思维，本土化操作。先进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带着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和理念，落地并进入相对落后的市场时，既要复制并植入自身的先进体系，但也要照顾当地的市场生态、消费习惯与文化传承，去适应并改造这些相对落后的市场。回溯历史，宝洁、丰田、IBM、索尼等跨国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都屡屡使用过“全球化思维，本土化操作”的策略，且效果卓著。今天，中国企业在进入东南亚和非洲等相对落后的市场时同样采用了类似的策略，而媒体的走出去也完全可以借鉴这一模式。
二是本土化思维，全球化的操作。与前者正好相反，往往是后进者的一种“国际化逆袭”。这是一种带有较强文化宣教目的的出海，站在一种价值观念或道德教义的高地，强行突破，向世界进行自我宣传与正名传播。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发展与全球化竞争之时，亟须扭正西方世界的误解和谬论，亟须向其他国家展示实力与成绩，亟须以大国的姿态站上国际传播的舞台，所以，在国际化的布局之中，就有本土化的思维搭配全球化的操作。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都是代表我国媒体机构“走出去”时秉承“本土化思维、全球化操作”的模式代表。
三是国际化思维和全球化操作。笔者认为，这是国际化传播经历了1.0和2.0时代之后的3.0阶段，也是当下所有传媒巨头进行国际化布局的主流模式。在我国，最典型的代表是BAT这样的机构——腾讯游戏、阿里云、百度工具，无一不是这样的操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媒体机构的战略布局、意识理念、操作手法都是全球化的：针对不同的市场，根据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媒体机构的海外布局出现了明显的差异性，是一种真正成熟的操作与理念。当然，除了市场竞争的压力和资本推动的作用之外，当下媒体机构“走出去”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模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互联网进一步打破了世界的传播壁垒，语言、文化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在年轻消费者群体中“壁垒”已经基本消失，进而支撑了这种全球化思维与全球化操作模式的可执行性。[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