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精编中文学革命的现状和意义

综观梁启超对诗界革命的构想与批评实践，其关于新诗诗美的逻辑建构主要有这样几个层面：（一）、诗歌改革的根本在于精神的变革。（二）、精神变革在作品中的体现是“新意境”的创造拦兆。（三）、新意境的表现离不开“新语句”，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四）、新意境在形式风格上应符合国人的审美传统。按照这样的标准，新意境在新诗中占有核心地位。二 在“诗界革命”倡导的同时，梁启超也注慧毁意到了“文界革命”的问题。“文界革命”的提法，最早见于《夏威夷游记》。1899年12月28日，梁启超在由日赴美的轮船上读了随身携带的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文章，深受启发。他在日记中写道：“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开一别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这是梁启超首次提及“文界革命”的设想，他的目标还是较为笼统的三 “小说界革命”的正式提出，则始自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第一号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前衡备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是一篇具有纲领性意义的小说理论文章，被公认为“小说界革命”的宣言书。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向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四 文学革命是近代政治革命的副产品，但它在客观上催生了文体的变革。文学革新以“革命”相标榜，蕴含了急剧变革现状、破除旧规的强烈欲望。“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文学革命最重要的功绩就在于确立了文学进化的新的文学理念，它为破除厚古拟古的守旧文学观打下了思想基础。在“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推出了新的文体审美观：（一）、宏扬觉世之文，欣赏崇高的美感。（二）、主张形式与语言的革命，强调自由与多样的表现方式。（三）、重视艺术感染力与读者心理的关系。但是，在本质上，文学革命只是文体改良，而未举“革命”之实。把作品的社会功效与价值评判直接挂钩，认为社会功效大的作品，艺术价值也高。这在本质上与美善相济的传统文学理想具有难以割舍的联系。文学革命不是一次彻底的文学革命运动，但却是一次自觉的文学革新运动，它预示着新的文艺思想的破土和新的文学观念的涌动。几千年来，中国文学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是没有变革。但是，这些变革都是在自身封闭的系统内寻找典范，修修补补。文学革命第一次将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置于东西文化撞击的大背景中，确立了异域文学这一崭新的参照系，从西方文化与域外文学中寻找中国文学新生的现代性质素。它打开了千百年来儒家思想钳制下的一统局面，吹进了西方哲学、美学、文学思想的新鲜空气，中国文学从此有了新的比对物，中国美学也开始酝酿着新的价值走向与理论形态。因此，尽管文学革命留有旧思想的浓重痕迹，在创作上也缺乏骄人的实绩，但它所给予中国文学发展的观念冲击却是富于革命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文学革命理论构筑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观念与艺术审美理念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必要阶梯，在客观上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观念与美学形态的建构产生了无法忽视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