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进的中国人对近现代外来思想文化冲击的反映的特点是拿来主义.
在19、20世纪之交的清末民初，以英、法、美、德为代表的几乎所有当时已进入资本主义扩张阶段的西方列强，挟持武力上的绝对优势，强行撞开了中国的国门，一种具有现代形态的全新的“西洋文化”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仅二、三十年的功夫，便席卷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统江山。这两次外来文化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第二次“西洋文化”的总体冲击，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时刻，呈现出更多的突变特征，产生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的新的文学现象，这些新的文学现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留学生运动及其相应的翻译小说的兴起;二是由翻译小说引发的白话文的突破;三是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长盛不衰。这些文学现象的发生，当然与中国传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它们更多的是与外来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与外来文化有如此突出的密切联系的文学现象并不多见，本文拟从这种联系的产生、发展入手，探讨“西洋文化”在中国近代文学的嬗变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并对其做出相应的评价。
留学潮在先，西洋小说热在后，中国近代文学的嬗变，很大程度上是在它们的共同促进下完成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应当说，受到致命打击的，首先是中国的军事力量，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中国军队己经老朽得不堪一击了。但是，一直到距离这场屈辱的战争近半个世纪之后，这个打击才落到中国传统文学的头上，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抡起大锤，砸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这把大锤，不是别的，恰恰是被我们骂为“洋鬼子”们的“西洋小说”。
这个东西本不属于中国，是我们从西洋人那里“拿来”的，拿得多了，成了风气，因此形成了“主义”。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与这个“拿来主义”有着直接的密切关系，这己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在这个“拿来”的过程中，唱主角的是谁呢?是中国留学生。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一改断续、零散的低迷状态，呈现出突发性的跃进态势，以先近后远的顺序，迅速由日本国扩展到欧美大陆，形成一股具有世界规模的留学潮。
由于地理的近缘，抑或是人种的接近，中国人外向的目光首先瞄准了同处东方、隔海相望的日本。此时的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运动，己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外奉行侵略扩张政策。历来视中国为楷模、甘当“小学生”角色的日本，此时掉转头来，“学生打先生”了。中国人正是在屡遭惨败，痛定思痛之后，不得不“屈尊学学抢击我们的洋鬼子”(鲁迅语)。从1898年戊戍变法失败，先是一批改革维新派人士出逃日本，随后许多具有先进思想和创新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看清了清王朝的腐朽本质，认定“所余的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鲁迅语)，于是，也奔向了日本。10年间，赴日的中国学生一批接着一批，累计多达数万人，其中1905、1906年连续两年人数超过万人以上。
1908年，美国借返还部分中国庚子赔款之机，在中国办学兴教，组织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以一年选派一至两批的规模，前后共派出十几批庚款留学生，总人数达千人以上，加上同期自费去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实际数字还要大许多。
1912年，先期留学法国的李石曾等人发起并组织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如果说，以官派身份赴美、日留学的殷实子弟居多，那么，这种以打工仔的身份边干边学的留学方式，则让一大批贫穷而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圆了出国留学的梦。在近8年的时间里，“华法教育会”共从海路送出10批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人数多达一千六百余人。
这是三个接纳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除此之外，英、德、意、奥等欧洲国家的土地也印上了中国学生的足迹。统计表明，主要发生在20世纪头十几年的中国留学生运动，规模之巨大，形式之多样，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它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嬗变和发展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不难看出，近代中国留学生以路线为界分出东西两路，并由此产生了文学上的两大派别:东路的留日派和西路的欧美派。两派之间在文学观念、文学主题、艺术形式、写作风格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留日学生多以文学艺术为改造社会和改良国民的武器，热衷于文学与政治的联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艰难过程中，从一开始，这种带有强烈政治功利性的文学，便在中国文坛上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并左右着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欧美留学生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由于欧美文学比较纯粹，受社会政治的制约少，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因此，他们不大考虑借助文学作为手段去达到非文学的政治或社会目的，而更倾向于文学自身的审美和娱乐特性，追求一种高贵、典雅的情调，形成欧美“学院派”风格。(当然这仅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分法，实际上，两派留学生无论是人员，还是观点，都有交叉和重叠)在这两派中，先后都产生出一批学贯中西、自成重镇的文学家和文艺理论家，留日派以梁启超为先驱，后有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郑振铎等人; 欧美派有胡适、吴宓、刘半农、徐志摩、闻一多、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两派之间在历史上曾因观点和情趣的差异而发生过忤触甚至冲突，但中国的现代文学，正是在这些文学巨人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上建立起来的，并因这种差异的存在而更显得瑰丽多彩。
无论是东路学生，还是西路学生，在实际学习中，最先和最深切感受到的，是中西文化间的巨大差异。与中国传统文学不同，西方文学以诗歌、小说、戏剧为主，具有更纯粹的文学性质;文学理论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具有更多的思辨性和普遍意义。从进化的观点看，西洋文学处在比中国传统文学更先进的阶段上。但是，对中国学生最具吸引力的，不是西洋戏剧，也不是现代诗歌，而是西洋小说。西洋小说的内容、结构、语言、风格与中国传统小说迥然相异，比较之下，他们在中国章回小说先有楔子，然后是伏线、接、变调、过脉一套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呆板模式之外，感受到一股清新、活泼的风。几乎是不约而同，两派留学生都开始着手翻译西洋小说。他们要将这种新式的小说移植到中国来，介绍给中国的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