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电影《上海皇帝：杜月笙》有感
上世纪30、40年代，由于西方众列强企图侵占中国的野心，上海作为中国经济命脉的主枝，自然成为众列强争夺的首要目标。先后有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日本等西方国家设立租借地，美其名曰是租借地，而实质则是殖民地。可列强也渐渐发现，要在上海这样一个充满地域特色文化的地方立足，只有依靠其地方势力，也就是所谓“地头蛇”的威望，才能永久地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以及上海现有的社会秩序。由于列强这一特殊的要求，上海顷刻间成了培养黑帮势力的肥沃土壤。先后出现所谓的青帮、潮州帮、斧头帮等不同的派系。构成上海30、40年代的主旋律亦是暗杀、帮派争斗。但是这种混乱的形势对于既得利益的列强自然是弊大于利，因而他们不得不对那些帮派大哥们妥协，以此来维持表面上的太平。而这时上海三大巨头——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则成为了维持上海社会秩序的“法律”，他们的帮规、他们说的话就是社会普遍的准则。尽管时常会有暗杀、争斗的现象，但上海主流基本上是“一片祥和”的景象。
随着日本侵华进程的加剧，上海成为了日本进攻的首要城市之一，上海沦陷的悲剧也即将成为现实，作为上海的“皇帝”——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自然不能坐视不管。然而面对国破家亡的现实，三位巨头所作的人生选择却截然不同，张啸林成为了不折不扣的日寇汉奸；黄金荣虽然不想背负汉奸的恶名，但选择的也就是苟且偷生、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而三大巨头中，尤让我佩服的是杜月笙，我们撇开他发迹的经历，尽管他的发迹也是靠贩卖鸦片、走私军火、开赌场、开妓院等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然在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时，他毅然丢去“流氓头子”的头衔，拿出自己的所有家当，自组自卫队，以此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可谓深愔民族大义。毫不夸张的说，正是由于杜月笙为抵抗日本侵略所作出的努力，上海也才没有变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就没有使中国成为日本的殖民地。由于杜月笙的多方努力，号召全国黑帮起来共同对付日寇，拖延了日本侵华的进程，为中国最终打败日本，赢得全面抗战胜利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按照杜月笙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他的一生即是围绕“人面、场面、情面”而活着。蒋介石曾经是杜手下的一名小混混，杜正是出于对蒋的同宗同源的人情，答应当时任南京政府总统的蒋介石动用自己所有的人力物力与日寇周旋到底。杜月笙抗日的举措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在抗日胜利后，南京政府没有履行让杜出任上海市长职务的承诺，这是让杜感觉最没面子的事。甚至晚年定居香港的杜月笙还是念念不忘远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否有发电报来慰问。可知杜是多么渴望得到国人、尤其是所谓“官府”的认同。因为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总认为得到“官府”的认可才是名正言顺，同样，杜月笙也摆脱不了中国人的“恋官情结”。
作为流氓头子的杜月笙是这样讲情讲义，又或者说，正因为他的重情重义，才能成为上海的“皇帝”，才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全国黑帮的总舵主，遥控指挥着全国的黑帮势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血战到底。这是杜月笙明晓民族大义的表现，也是中国人在危亡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
杜月笙的这些思想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儒家注重“仁义”思想的凸显，是中国人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