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家庭生活中，妇女一直处于依附的地位，两宋时期是理学产生确立的时代，程伊川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惊人之语留给人一个两宋时期是妇女地位急转直下的时期的印象。我们就以《宋刑统》的规定为准，从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一下宋代妇女所处的地位。
一、妇女在未嫁时母家的地位
妇女未嫁时与父母兄弟同居，为“在室女”。由于儒家的礼教重视长幼有序，所以宋代妇女在母家的地位是按长幼辈份的差别，而享有一定的权利。《宋刑统.斗讼律》规定：“诸殴兄姊者，徒二年半，伤者徒三年，折伤者流三千里，刃伤及折支若瞎其一目者绞，死者皆斩，詈者杖一百。……若殴杀弟妹及兄弟之子孙、外孙者，徒三年。以刃及故杀者，流二千里。过失杀者，各勿论”。这可以看出，《宋刑统》对殴兄姊比殴弟妹所作出的惩罚要重。这就说明在家庭中兄弟姐妹间的尊与卑还主要是依据“长幼”而定，不是完全由“男女”来划分的。
在宋代，“在室女”还有一定的继承财产的权力。《宋刑统.户婚律》中有“兄弟亡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其未娶妻者，别与娉财。姑姊妹在室者，减男娉财之半”。人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由财产状况所决定的，宋代妇女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室女”在母家具有一定的地位。
二、妇女出嫁后，在夫家的地位
《礼记.婚义》说：“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婚姻是两姓两家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结婚后，妇女脱离了父宗加入夫族，便成了夫家的人。在夫家，妇女受到族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地位低下，可说毫无自由。
1、一夫一妻制的虚假性
宋代的法律承袭唐律，把一夫一妻的原则作为结婚的前提条件。规定“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女家减一等。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诸和娶人妻及嫁之者，各徒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但是古典的一夫一妻制对于妇女来说是一夫一妻，但对于男子来说却并非如此。因为在宋代时，不仅妾媵制度是合法的，外室也开始合法化。
妾媵制度，是男子公开的多妻制。所谓媵，起初是指随同女子出嫁的妹妹或侄女，到战国以后，随着这一婚姻习俗被淘汰，媵成了妾的一种。妾是男子在正妻之外娶的女人。《宋刑统》中有“五品以上有媵，庶人以上有妾”的说法，说明在宋代妾媵是合法的，且是按男子的社会地位来设的。《宋刑统.斗讼律》规定“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若妻殴伤杀妾，与夫殴伤杀妻同。过失杀者，各匆论”，“诸妻殴夫，徒劳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媵及妾犯者，各加一等。过失杀伤者各减二等。即媵及妾詈夫者，杖八十。若妾犯妻者，与夫同，媵犯妻者，减妾一等，加凡人一等。杀者各斩”。这两段文字充分说明了妻与媵、妾在法律上的地位。妻比媵高一等，媵比妾又高一等，而妻比夫在法律地位上低二等。充分说明了宋代家庭中夫妻地位的不平等性。
外室，最初叫外妇。指未经媒妁之言和明媒正娶而私下结合的男女。外室现象自古有之，但到宋开始趋于合法化。在《宋史》卷328《李清臣传》有这样的记载：宋哲宗有一次驾幸楚王宅第，一妇人拦道呼叫，控告李清臣谋反，经查，这一妇人是“澶州娼为清臣姑子田氏外妇者”。这个外室之所以能拦官轿告做官的亲戚，肯定是与丈夫的亲属经常接触，并在接触中发生矛盾，因而才会诬告李清臣。这一现象表明自宋代起，外室就成了男子合法的妾室。这一合法化充分说明宋化妇女不能干涉丈夫的私生活，处于男子的依附地位。
2、离婚制度的单向性
宋代有三种离婚方式：“七出”、“义绝”和“和离”。由于在当时，婚姻当事人没有婚姻的自由，婚姻是为男方家族“娶媳妇”，所以这几种形式的离婚，无一不是从男方家族利益出发所确认的规范。而且体现了男方的单向性。
⑴、“七出”
“七出”是古代法律根据夫家需要规定的七个弃妻条件。最早见于《大戴礼》“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到了宋代《宋刑统》规定“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泆，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妬忌，七恶疾”。虽然前后顺序和用词略有差异，基本内容是一致的。
为什么把这七事做为出妻的理由？《公羊传》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对此作过具体解释“无子弃，绝世也；泆弃，乱类也；不事舅姑弃，悖德也；口舌弃，离亲也；盗窃弃，反义也；嫉妒弃，乱家也；恶疾弃，不可奉宗庙也”。从这解释来看，无一不是从维护男方家族利益提出。虽然在礼制和法律上没有不许弃妻的特定情况“三不去”《宋刑统》中也有关于“三不弃”的规定“三不去者，谓一经持舅姑之丧，二娶时贱后贵，三有所取无所归”，宋代法律又把“妻无子者听出”具体化为“妻五十以上无子”，但对妇女来说还是单方面的，因为没有对等的“休夫”的律条存在。反而认为“妇人从夫，无自专之道”，若背夫出走将受到严惩“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说明妇女在夫权下是毫无地位的。
“七出”之条中的内容除了盗窃一条是妇女本身的过失外，其它几条都夫家逐黜媳妇的借口，其基本目的在于维护“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的婚姻目的。宋仁宗时，大臣富弼说：“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须告父母。父母许，然后敢出之。”这说明，婚姻中夫妻两人的情爱和意志是毫无地位的。尽管儿子和媳妇感情好，父母不喜欢她，媳妇也得被离弃，儿子和媳妇感情再不好，父母喜欢儿媳，终身也不许离婚。宋代诗人陆游及其前妻唐婉就是很有代表性的范例。这说明妇女在夫家除了夫权外还有沉重的族权压在身上。
⑵、“义绝”
“义绝”，是指夫妻双方任何一方及其亲属做出有违夫妇之义的事情，法律便强制离婚，当事人不主动离婚，就要追究刑事责任。《宋刑统.户婚律.和娶人妻》规定“①义绝谓殴妻之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②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③及妻区詈夫之祖父母、父母，杀伤夫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④及与夫之缌麻以上亲若妻母奸，⑤及欲害夫者，虽会赦皆为义绝”。对义绝的规定，粗看是双方面的，是维护家族亲属关系为中心，为巩固封建伦常观念和封建家庭秩序而设。但细看其条款应会发现，“义绝”的中心仍是男家，仍是不平等的。在“义绝”的五种情况中，只有第二种是夫妻双方平等的，而其他几种都是不平等的，妻子对丈夫的亲属只要有詈、伤的行为就构成义绝；而丈夫对妻子的亲属要有殴杀等事实才属义绝。妻子只要与丈夫缌麻以上的亲属奸，就构成义绝；而丈夫要与岳母奸，才属义绝。只有妻欲害夫构成义绝的规定，而无夫欲害妻的对等规定。显然，义绝的律师文也是“夫尊妻卑”一边倒的。
⑶、“和离”
“和离”是指，夫妻关系不好而又双方愿意离婚，对此法律予以认可。《宋刑统》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又云“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单从律条上看似乎夫妇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但在实际中却并非如此。因为在封建时代，妇女没有从事有社会意义的公共劳动，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是依附于丈夫的。而且在具有法律效力的宋代案例集《清明集》中说“夫有弃妻之理，妻无弃夫之条”，可见从法律上对妇女的离婚请求权也是不予以承认的。再加上妇女对丈夫的依附，“七出”之条对妻的制约，使得妻只能终屈服于夫，尽力求得夫的垂怜，岂敢与之不相和谐和呢？所以看似最平等的“和离”其实际也是倾向于夫的。和离的前提必要男方同意离婚，而男方要离并不必须取得女方的同意。例如《水浒传》中林冲被发配之前，怕误了张氏青春写了休书，并没取得张氏的同意，仍然有效。这虽是小说描写，无疑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
宋王荆公之次子名雱，为太常寺太祝，素有心疾，娶同郡庞氏女为妻。逾年生一子，雱以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竟以悸死，又与妻日相斗哄，荆公知其子失心，念其妇无罪，欲离异之，则恐其误被恶声；遂与择婿而嫁之。
可见离婚妇人的名声不好听。《谈苑》卷一:王雱丞相舒公之子,不惠,有妻未尝接其舅姑,怜而嫁之,雱自若也;侯叔献再娶而悍,一旦而献卒,朝廷虑其虐前夫之子,有旨出之,不得为侯氏妻。时京师有语云:“王太祝生前嫁妇,侯兵部死后休妻。可见寡母虐待庶子,连皇帝也拦不了,只能代其夫下旨休妻了事。
三、妇女作为母亲在夫家的地位
宋代妇女在刚为人妻的阶段是地位最卑下的时候。在为人母之后，特别是有儿子之后其地位开始呈上升趋势，在儿子长在娶妇之后（在其晚年），其地位是颇为优越的。
《宋刑统》中的“十恶”恶逆、不孝两条都是有关长辈的。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不孝“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在这两回事条上母亲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寡母，在宋代如果做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去世，而母亲尚存的话，寡母就成为继任的家长。虽然有“夫死从子”之说，但在事实上，寡母对子女有很大的权威，子孙在只有母亲时，也有能分家产或外搬居位。寡母有管理家产及约束子孙有得分居的权力。甚至有对子女有主婚的权利。在北宋宋仁宗时的刘太后以“母后”身份摄政，便是“母权至上”的鲜明的例子。陆游与唐婉的故事，一方面体现了“已嫁妇”的不自由，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充分体现了“为人母”的权威。
宋代妇女的家庭地位，是有“长幼有序”和“孝”的基础上的男尊女卑。初为人妇的妇女地位的低下，正在于她不论有性别上还是有辈份上都处在最低的地位，所以受到族权和夫权的双重压迫。而寡母地位的优越，也是因为她失去了夫权的束缚，更因为她辈份上的优势所造成。所以研究宋代妇女地位决不能简单的从“男尊女卑”来概括，要看到它的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