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又在剑桥那样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频繁的中西交往活动、活泼好动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他的性格单纯、热情、冲动，思想驳杂、浮泛又多变化，既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终不失快乐的基调。朱自清曾说，洞敏档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单纯、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驳杂的思想在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这种矛盾和驳杂还使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徐志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内容。面对黑暗腐朽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诗人呐喊着，要开放“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并宣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2]并为寻求自由、爱、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对理想是狂热而坚执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乱的。尤其当严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锐对峙时，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使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他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曾赞美列宁的精神，却又声称“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曾欢呼冬宫的红旗，称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又抨击十月革命为“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纳乱件事实”[3]。这使他在创作中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徐志摩复杂而认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驳杂的主题表现、浓烈的情感抒发、多样的形式尝试、华丽的词藻和灵动的韵律，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风格特色。在其十年创作历程中，这种艺术风格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诗歌的情绪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到中期的复杂多元，失望、激愤与忧郁日渐浓重，信心开始动摇，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中，矛盾与犹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再往后，诗人的理想、信心趋于崩溃，终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拿拆颓丧、孤独、恐惧、自卑和危机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识合成了寒气逼人的氛围。在寻找解脱的努力中，徐志摩实际上完成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机勃勃向西方“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气质的过渡。在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气袭人的诗歌世界里，惟一贯穿全部三个时期的主题是对美的礼赞。相对来说，展示自然美的诗歌多出于前两个阶段；情诗则大量集中在第三阶段。同时，诗人的视野也随着情绪的更替，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转换，即从早期的朝向广阔天地的眼光，转变为后期的自我内心的观察和体味。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他经历了从早期的“情感无关阑的泛滥”到中后期的对诗歌形式的严谨而多样的探索尝试，创作了如《沙扬娜拉》、《为要寻一颗明星》、《再别康桥》和《云游》等一批融诗情、画意、乐韵和建筑形式美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徐志摩对新文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文学活动方面。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作家，作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与新月派连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首先，从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诗派的核心成员，更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帜。1923年春，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办起了新月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同仁举行聚餐会，编戏演戏，吟诗作画，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诗集名字，提议以“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过，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属沙龙性质的团体。1926年《诗镌》的创办，以及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诗艺的探讨，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编辑，第五期由饶孟侃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创刊和终刊时所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员因政局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积极努力下，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派也进入了后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华、东吴、大夏大学等校任教的同时，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终刊，共出刊4卷43期，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作品，也发表非新月派的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的作品。后期新月派的成员虽各有差异，但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创办了《诗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陈梦家从《诗镌》、《新月》和《诗刊》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新诗，编成《新月诗选》一书，从中大致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不到两年，随着《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新月诗派的创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彻底冲决了传统的诗词形式，为新诗的发展开辟道路之后，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是新诗走向“规范化”，“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4]的任务日渐迫切。于是，新月派诗人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
1926年，闻一多借《诗镌》提出了著名的新诗格律理论，包括“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5]，被公认为新月派诗歌特色的一个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在《诗刊弁言》中也声称“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诗人应当为新诗“搏造适当的躯壳”，寻找“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同时，也对闻一多的格律化理论和创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而“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6]，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诗歌创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继续《志摩的诗》已经开始的体式探索。在《大帅》、《罪与罚（二）》中，引入戏剧对话和独白，采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过具有一定戏剧性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独特命运与感情，由此反映军阀统治下下层民众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克制早期那种“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的情感，有意识地改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将情感的抒发与意象的营造、节奏的控制和音韵的选择和谐地结合，创作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为徐志摩的诗名太大，往往使人们相对轻视了其散文成就。其实，同时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等，都对徐志摩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将徐志摩的散文归于“流丽轻脆”的一类，“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认为其特色是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欧化成分，从而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成为富有表现力的文章，仅就文体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于坦诚率真，在情感及其表达上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哪怕按照习俗认为是丢脸的事，他也会在文章中直捷地说出；同时，其想象力的阔远超脱、无羁无束，其词藻的华丽秀逸，其音韵的富于节奏和旋律感，都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若按照内容来分，他的散文可分为写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创作、自我剖析、议论时政和怀悼亲友等五类。这五类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类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点。所有这些散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诗歌情感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杨振声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他以一颗单纯到透明的童心，把对自然的执著爱恋，对自由、美和爱的热烈追求，对生命的真挚崇拜，对人世悲欢的感慨，对性灵的赞美歌唱，用丰润优美的诗的语言，严谨又多样的诗的形式，幽远含蓄的诗的意境，奇丽不羁的诗的想象，亲切又洒脱地表达出来，唤取了几代读者的美的情感。尽管由于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诗艺还没有来得及在整体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胆多样的探索精神，已经取得的诗艺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