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徐志摩和剑桥的情感的理解

2023-05-24 综合 31阅读
作为出身于巨商名门的富家子弟,又在剑桥那样贵族化的学校受到深刻熏陶的人,徐志摩的思想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五四新文化思潮的感召、对于西方文化的向往、深入频繁的中西交往活动、活泼好动的个性和广泛的社交生活,造就了徐志摩开阔的世界性文化视野。他的性格单纯、热情、冲动,思想驳杂、浮泛又多变化,既执着于对理想的追求又不免常常失望和痛苦,但始终不失快乐的基调。朱自清曾说,洞敏档徐志摩“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1],他也形容自己的性格:“我的心灵的活动是冲动性的,简直可以说痉挛性的”(《落叶》)。正由于徐志摩性格的单纯、透明的特性,其矛盾、驳杂的思想在创作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而且,这种矛盾和驳杂还使他的诗作形成了一种多面体的结晶。
徐志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在他的不少作品里都渗进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为被压迫者呼号的内容。面对黑暗腐朽社会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诗人呐喊着,要开放“宽阔的粗暴的嗓音,唱一支野蛮的大胆的骇人的新歌”,鼓励读者“到民间去,听衰老的,病痛的,贫苦的,残毁的,受压迫的,烦闷的,奴服的,懦怯的,丑陋的,罪恶的,自杀的”“灵魂的呻吟”(《灰色的人生》)。但徐志摩在本质上是一个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人们的性灵。他的理想是个人的性灵得到最大自由的发展,并宣称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2]并为寻求自由、爱、美而不停地歌唱。
他对理想是狂热而坚执的,但思想又常常是矛盾、混乱的。尤其当严酷的现实与玫瑰色的理想形成尖锐对峙时,他失望、忧愤、痛心疾首,更因理想的狂热、爱的深沉,使随之而来的失望的痛苦也就特别强烈。他却找不到出路,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他曾赞美列宁的精神,却又声称“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我怕他”;他曾欢呼冬宫的红旗,称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落叶》),转而又抨击十月革命为“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纳乱件事实”[3]。这使他在创作中总是同情多于批判,伤感多于愤怒,忧叹多于呐喊,颓唐多于昂奋,诗稿多呈“残破的花样”。
徐志摩复杂而认真的艺术实践,创造了迷人的艺术奇观。驳杂的主题表现、浓烈的情感抒发、多样的形式尝试、华丽的词藻和灵动的韵律,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风格特色。在其十年创作历程中,这种艺术风格又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其诗歌的情绪由早期的和谐、单纯、昂扬、乐观,到中期的复杂多元,失望、激愤与忧郁日渐浓重,信心开始动摇,在希望与绝望的交战中,矛盾与犹疑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再往后,诗人的理想、信心趋于崩溃,终于跌入消沉的深渊,凄凉、拿拆颓丧、孤独、恐惧、自卑和危机感、宗教神秘以及宿命意识合成了寒气逼人的氛围。在寻找解脱的努力中,徐志摩实际上完成了其诗情由浪漫主义的生机勃勃向西方“世纪末”乃至现代主义气质的过渡。在这由暖而寒,由春色盎然到寒气袭人的诗歌世界里,惟一贯穿全部三个时期的主题是对美的礼赞。相对来说,展示自然美的诗歌多出于前两个阶段;情诗则大量集中在第三阶段。同时,诗人的视野也随着情绪的更替,经历了由外而内的转换,即从早期的朝向广阔天地的眼光,转变为后期的自我内心的观察和体味。从诗歌艺术的角度看,他经历了从早期的“情感无关阑的泛滥”到中后期的对诗歌形式的严谨而多样的探索尝试,创作了如《沙扬娜拉》、《为要寻一颗明星》、《再别康桥》和《云游》等一批融诗情、画意、乐韵和建筑形式美于一体的经典之作。
徐志摩对新文学的贡献,还体现在其文学活动方面。作为新月诗派的代表作家,作为新月派的“盟主”,徐志摩的创作及其影响,总与新月派连在一起。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首先,从新月社成立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他是前期新月诗派的核心成员,更是后期新月派的主要旗帜。1923年春,从英国回来不久的徐志摩就在北京办起了新月俱乐部,俱乐部组织同仁举行聚餐会,编戏演戏,吟诗作画,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崇敬,徐志摩借用其一本诗集名字,提议以“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得名。不过,在1925年以前,新月社仍属沙龙性质的团体。1926年《诗镌》的创办,以及其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诗艺的探讨,标志着新月诗派的形成。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编辑,第五期由饶孟侃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创刊和终刊时所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1927年春,部分新月社成员因政局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上海。在徐志摩积极努力下,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沅等作家一起,创办了新月书店,新月派也进入了后期。1928年3月,徐志摩在光华、东吴、大夏大学等校任教的同时,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至1933年6月终刊,共出刊4卷43期,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作品,也发表非新月派的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的作品。后期新月派的成员虽各有差异,但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传统一直得以延续。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创办了《诗刊》季刊,共出四期。同年9月,陈梦家从《诗镌》、《新月》和《诗刊》选了18位诗人的80首新诗,编成《新月诗选》一书,从中大致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而在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后不到两年,随着《新月》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其次,徐志摩不仅在理论上积极倡导,更在创作中努力实践新月诗派的创作追求。自郭沫若的《女神》彻底冲决了传统的诗词形式,为新诗的发展开辟道路之后,确立新的艺术形式和美学原则,是新诗走向“规范化”,“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4]的任务日渐迫切。于是,新月派诗人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歌形式格律化的主张。
1926年,闻一多借《诗镌》提出了著名的新诗格律理论,包括“乐音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5],被公认为新月派诗歌特色的一个标志。徐志摩对闻一多十分尊崇,在《猛虎集·序文》里,更是坦诚地告白世人:“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在《诗刊弁言》中也声称“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的唯一表现”,诗人应当为新诗“搏造适当的躯壳”,寻找“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同时,也对闻一多的格律化理论和创作上的偏向做出部分修正,认为“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而“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6],坚持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
在诗歌创作中,徐志摩一方面继续《志摩的诗》已经开始的体式探索。在《大帅》、《罪与罚(二)》中,引入戏剧对话和独白,采用合乎人物身份的土白方言,通过具有一定戏剧性的情节,表现人物的独特命运与感情,由此反映军阀统治下下层民众的不幸。另一方面努力克制早期那种“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的情感,有意识地改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努力将情感的抒发与意象的营造、节奏的控制和音韵的选择和谐地结合,创作出如《再别康桥》这样近乎完美的抒情篇章。
朱自清曾说过:“现代中国诗人须首推徐志摩和郭沫若”,[7]但正因为徐志摩的诗名太大,往往使人们相对轻视了其散文成就。其实,同时代的不少作家如周作人、沈从文、梁实秋、杨振声等,都对徐志摩的散文给予了高度评价。周作人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所收徐志摩的作品最多。他将徐志摩的散文归于“流丽轻脆”的一类,“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认为其特色是在白话的基础上加入古文、方言和欧化成分,从而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成为富有表现力的文章,仅就文体而言就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徐志摩散文的特色在于坦诚率真,在情感及其表达上没有丝毫的做作和矫饰,哪怕按照习俗认为是丢脸的事,他也会在文章中直捷地说出;同时,其想象力的阔远超脱、无羁无束,其词藻的华丽秀逸,其音韵的富于节奏和旋律感,都在现代文坛上独树一帜。若按照内容来分,他的散文可分为写景抒情、描述所崇拜的偶像及其创作、自我剖析、议论时政和怀悼亲友等五类。这五类散文各具特色,而又尤以第一类最能体现其散文的特点。所有这些散体文字,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其诗歌情感的另一种形式的表达。杨振声描述徐志摩的散文特色道:“那用字,有多生动活泼!那颜色,真是'浓得化不开’!那联想的富丽,那生趣的充溢!尤其是他那态度与口吻,够多轻清,多顽皮,多伶俐!而那气力也真足,文章里永远看不出懈怠,老那样像夏云的层涌,春泉的潺湲!”。[8]
徐志摩短短的一生,为中国新文学留下了一份独特的遗产。他以一颗单纯到透明的童心,把对自然的执著爱恋,对自由、美和爱的热烈追求,对生命的真挚崇拜,对人世悲欢的感慨,对性灵的赞美歌唱,用丰润优美的诗的语言,严谨又多样的诗的形式,幽远含蓄的诗的意境,奇丽不羁的诗的想象,亲切又洒脱地表达出来,唤取了几代读者的美的情感。尽管由于意外的早逝,徐志摩的诗艺还没有来得及在整体上达到完美的境界,但其大胆多样的探索精神,已经取得的诗艺成就,已经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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