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众多的公园当中，革命公园不是最大的、不是最漂亮的，甚至不常被市民提起。但是她却记录着西安一段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已经融入许多老西安人的血液当中，革命公园现任园长张洪亚就是其中的一位。
“革命”二字承载历史之痛
在历次全国的公园会议上，张洪亚总是要向同行们解释革命公园名字的由来。他告诉记者：“每当我说起西安市革命公园，人们都会奇怪：怎么你们西安现在还有以革命命名的公园？听上去似乎与这个时代有些脱节，甚至有人提议革命公园应该更名。他们这样讲，是因为不了解这个‘革命’二字指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国民革命’。不光是外地人，就连很多西安人也说不清革命公园的来历。然而，当人们一旦了解了革命公园的历史，便会为之震撼，便会明白‘革命’二字的含义。”
在张洪亚的介绍中，记者才拼凑起了记忆中零碎的关于革命公园的故事，才知道革命公园承载的历史内涵非常深厚。
1928年10月10日为了纪念在坚守西安之战中死难的军民，冯玉祥撰书“革命公园国殇墓碑”，2002年公园新修大门，将石碑中“革命公园”四字拓下并放大，刻在大理石门牌上，成为了现如今公园南门的“革命公园”四字。
全城军民空前团结一致对敌
张洪亚介绍，那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1926年春，国民政府准备北伐，刘镇华受吴佩孚指派，纠集10万之众杀入潼关，妄图再进占西安，消灭革命力量，继续其反动统治。至1926年5月15日，刘镇华部队完成了合围行动，烧掉了城外10万亩麦田，同时在城周围挖掘一条宽深各6公尺、长3公里的断绝沟，并加筑围墙一道，从此，西安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
起初城里存粮尚多，到6月即告紧张。9月以后，城里连杂粮都已告罄。进入冬季后，西安城内军民已至粮食极度缺乏的境地，麸糠、油渣、树皮、酒糟、野菜都成为充饥的食物，甚至牛皮制品也被煮了，连中药铺中能吃的药材都被吃光，城内居民曾试图出城就食，却被刘镇华部队以机枪扫射封锁了道路。在饥寒交迫之下，城内每天都有大批居民死亡，据统计，最惨烈的时候，曾经一天死亡了约千人。昔日繁盛的街市变为瓦砾场，街角巷尾，随处可见饿死的百姓，白骨累累，满目疮痍。等到战争结束时，城内饿、病、冻、战死的军民竟达五万之多。围城之战时，死难的军民太多，又无法出城掩埋，于是，城东和城北的荒地便成了掩埋死难军民的乱坟场。革命公园在建立之前，便是这样一处荒地乱坟岗。
当10万镇嵩军兵临西安城下的时候，城内守兵不过万人，且正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情况万分危急。城内只有李虎臣的四个团和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卫定一的两个团，都因建制不全严重缺员，合计不足五千人，杨虎城有三个旅五千余人，实力最强。但三部分分属不同系统，并无上下级关系，而李虎臣当时又是陕西军务善后督办，官职最大。所以大敌当前，这三支部队如何团结合作、统一指挥，是最大的问题。
在中共西安组织的推动下，三股力量拧成了一股绳。在各路将领举行的联席会议上，杨虎城率先提议，为统一指挥、共同对敌，守城部队应合编为一军，请李虎臣执掌帅印，实行分区防守，他自己则主动承担敌人主力所在的东城和北城防御任务，史称“二虎守长安”。
后来，刘镇华又派飞机到西安上空抛撒大量传单，称“凡投降者，见官升级，是兵重赏。枪杀杨虎城、李虎臣者，各赏五万大洋，献此二人首级者，各赏十万大洋，若不投降，破城之日，要放抢七天，鸡犬不留。”然而，这些手段激起的却是全城军民的仇恨和守城决心，在杨虎城等人领导下，全城空前团结，一致对敌。
当时，于右任先生闻听西安被围，心急如焚，共产党人李大钊委托他去莫斯科，敦请冯玉祥回国，率领国民军打击北洋军阀，解西安之围。
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内蒙古五原誓师，集合原国民军部队，改名为国民联军，接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采取了“平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出兵攻击北洋军阀。
11月28日，冯玉祥援军向西安发起全面总攻。冯军在攻击西安十里铺刘镇华大本营时，西安城内守军也乘机出击。在内外夹攻之下，刘军全线动摇，刘镇华仓皇逃到豫西陕州。随即，紧闭了8个月的西安城门终于打开，西安迎来了久违的和平，然而和平的代价确实是惨烈的，城内所见树无皮，草无根，人无颜色，满目疮痍。5万多死难同胞，占到当时西安城人口的1/4。
十万军民负土建坟 3043人安葬东西大冢
从革命公园南门往北，过了喷水池两侧便是公园的标志——东西大冢。当时冯玉祥、于右任、杨虎城等革命将士亲临负土填坑，在园内东西两侧，堆起两个大冢，
“3043人。”站在园内西边的大冢前，张洪亚脱口说出了埋葬于革命公园内的死难军民人数。1927年1月26日起，革命大祭委员会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搜集城内外无人掩埋的遗骨，当时究竟找到了多少具遗骨？现在已无从考证，其中大部分遗体后来都被家人或亲友认领并安葬于别处，剩下的3043具无人认领的遗体，最终被安葬在革命公园。
如今革命公园中的两处大冢，通高仅有2.2米，掩藏在树丛中很难发现。张洪亚说：“西边的是女冢，东边的是男冢，它们被俗称为万人冢。由于建冢大祭时离围城之战结束已有近4个月，许多遗骨已经分不清性别、年龄，于是便以发型分辨男女，凡头部无发或后脑部有短发的定为男性，凡头部全是长发，无论头上打髻或梳辫均定为女性。”
看着如今被绿草覆盖的大冢，张园长讲述了大冢的修建过程。1927年3月12日，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在西安红城北门外（即革命公园内）举行规模盛大的追悼大会和公葬仪式。西安城内10万多军民群众纷纷赶到现场，冯玉祥、刘伯坚、于右任均出席哀悼大祭。悲痛伤感的气氛弥漫全场，众人纷纷落泪。大祭的所有参加者，不论是冯玉祥、于右任，还是在场的军人、民众，人人来到北郊草滩，装满一袋袋黄土，再背负到大祭现场，倾倒黄土于坟上，一袋袋的黄土倒下去，两座土堆越堆越高，终成两座大冢。
西安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
张洪亚说，西安守城战虽然表面上看是军阀间的战争，但从历史来看，北洋直系军阀在当时是反动的势力，而国民军是深受孙中山影响的军队，代表着先进的势力，本质上是不同的。袁世凯用两面手段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可称中国最黑暗的日子，孙中山号召以武力推翻北洋军阀，进行了长久不懈的斗争。1926年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政府北伐军再次掀起打击北洋军阀的高潮，西安守城战牵扯了7万北洋军阀军队，有力支援了北伐军的进攻，又为北方南下的冯玉祥国民联军守住了一个东进攻击北洋军阀的立足点。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安守城战是正义之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可歌可泣，永垂千古。
1926年12月中旬，国民联军发起成立了“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决定大祭安葬死难军民，除自愿迁葬城外者，在西安城内择地集体安葬。委员会在城内东北角建立了一个纪念公园，就是革命公园。
革命公园的标志性建筑革命亭，是拆了西安清代贡院的明远楼迁建于此，改名为革命亭。革命亭后是忠烈祠，纪念西安守城战死难军民。革命公园内另有杨虎城和刘志丹的塑像，还有共产党员王泰吉、王泰诚烈士纪念亭。现在的革命公园树木参天，风景优美，是游览休息的好地方，同时又是学习历史的好场所。张洪亚希望市民在惬意游园的同时，能对西安历史多一分了解，对英雄多一分敬意，对先烈多一分缅怀，使其真正成为西安人民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