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首先是诗学，《圣经》中的诗篇的诗体可以说是奠定了西方诗学大致走向，而有关基督教的题材则又催生了中世纪但丁的《神曲》，密尔顿的《失乐园》《复乐园》以及后来塔索的《耶路撒冷的解放》等宏伟巨著。
2.《旧约圣经》中的历史笔法对西方历史题材的小说有一定影响，个人观点，它的笔法是远超于司马迁的。
3.《新约圣经》中的修辞手法历来是西方学者研究的大主题，《新约圣经》福音书这种特别的叙事体手法乃是西方后人不敢模仿与超越的，因为在历史上再也没有什么题材能够大到比得上“人类被救赎”这一主题，也没有什么事件会和“耶稣受难”一样，事件前后关联竟会这样巧妙。而像新约中门徒书信这种辩驳性十分强烈的文体辄为像奥古斯都《上帝之城》这样的巨著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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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对世界文学的影响
我们已经从圣经的客观效果和内在条件，以及它和其它文学杰作的比较几方面来论证圣经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还要从圣经对于世界文学的影响来论述它在文学中的地位，因为如果一部作品能成为世界文学的源泉和动力，你就不能不承认：它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有吸引许多文艺工作者的魅力。
圣经对于欧美文学的影响
欧美文学一向以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为其渊源。希伯来文学思潮在欧美文学国土上占有半壁江山。希腊文学以《荷马史诗》和沙弗克尔的悲剧为主要代表作品；希伯来文学则以圣经为唯一的代表作品。许多欧美第一流的作品，无论是诗歌、小说、戏剧或散文，它们的思想脱胎于圣经，它们的感情来源于圣经，它们引证或借用了许多圣经中的语句或典故。读者若没有一些圣经的知识，就不可能深刻理解领会作者的创作意图，难以领会欣赏这些作品的精意和艺术特点。
一、对欧美文学中诗歌、戏剧的影响
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这些世界著名诗章，都是从圣经中汲取主题和题材，字里行间处处都交织着圣经的人物及典故。
德国歌德（1749-1832）的《浮士德》，被称为欧洲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它是一部一万二千余行的诗剧。浮士德在德国民间传说中是一个追求世俗享受而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术士。歌德借用这个题材，把浮士德塑造成一位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作品写他一生从书房，市民社会的小世界走向政治、历史的大世界的过程，其中经历了求知生活，爱情生活，政治生活，艺术生活和改造大自然五个阶段。由于他有永不满足、不断追求探索的精神，最后找到了人生真理的答案，并被天使接到天堂，会见了他理想中的爱人和圣母马利亚。《浮士德》的主题是：人不该满足现状，沉迷于享受现世的幸福，而应追求真理，追求更高的理想，战胜魔鬼的各种引诱试探，为人类为社会从事有益的活动，这就必能在精神上获得最终的安慰。很明显，这个主题是和圣经内容密切关联的。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太16:26）“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腓3:13-14）
帕格思在他写的《在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圣经》一书中，有一段话概括而精辟地说明莎翁作品和圣经的密切关系。（注：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
“莎士比亚汲取圣经的井泉如此之深，甚至可说，没有圣经，便没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纵使有人能禁止圣经发行，把它完全烧毁，使它永远绝迹于人间，然而圣经的菁华和精神，它的正义、宽容、仁爱、救赎等伟大的教训，以及许多宝贵的金玉良言，仍然能够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存留。”
另一位史学评论家樊戴克也说过：“莎士比亚作品的关键就在于道德律的尊严。他竭力用圣经的旨趣来表现这个真理给世人。他在《威尼斯商人》这剧中引用圣经达十四次，读者完全惊奇他引用圣经的频繁。”
二、对欧美文学中小说的影响
不知你们读过本仁·约翰（英国小说家，1628-1688）的小说《天路历程》没有？这书自1678年出版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两万种左右不同语文的译本，拥有仅次于圣经的广大读者。这部作品完全是从圣经的题材中孕育出来的。它叙述一位基督徒怎样从将亡城出来，奔往天堂的曲折坎坷的经历，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粉碎魔鬼的种种阴谋诡计，克服自己内心的傍徨软弱，终于到达天城，得享永生。这部寓言体小说，从头到尾，完全是穿插圣经的内容而组成的。例如，他给书中人物所起的名字，即与他们本人性格相符，又可从圣经找到他们的出处，对读者教育意义很大，宣传圣经真理的用心极为明显。
正面的人物：基督徒，美徒，恩助，谨守，诚实，儆醒，仁慈，智仁勇等。
反面的人物：固执，易迁，狂妄，自欺，耻善，钓誉，傲慢，巧言，懦志，趋时等。
虚华市的司法官员：审判官恶善，陪审员盲心，弃善，匿恶，嗜欲，恣肆，急悍，高傲，嫉妒，说谎等。
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又名《孤星泪》，全书以宗教的感化为出发点或转折点，开头的服苦役廿年后出狱的冉阿让，偷窃那唯一收留他的突福努主教的银制餐具展开全篇故事，讲述了冉阿让一生在努力行善，他的基督教信仰极其虔诚笃行，舍已为人，以济贫救困为已任，但都充满了不幸的命运。逃亡的冉阿让始终在与自认为公正不阿的警探沙威周旋，终其一生逃避追捕。冉阿让对妓女芳汀的女儿玛基特的爱和牺牲精神，和他的无私、宽容一直共同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基督精神的体现。
照耀在俄国小说史上的两大巨星——托尔斯泰（1828-1910）和陀斯退盖夫斯基（1821-1881），他们的著名作品《复活》和《罪与罚》，从书名看，可以说是明显宣传基督教义的作品。它们的主题不外乎“爱”，“宽恕”，“跟邻人和好”，“悔改归主”等福音书上主耶稣所宣传并身体力行的种种美德。
三、对欧美文学散文的影响
这里得先说明，“文学的散文”，不是指一切不是韵文的散文，乃是指文学的散文，当以小品文为主，包括论文，随笔，杂谈，日记，书信等短篇杂文。有文学价值的长篇论文，也可包括在内。
古代希伯来文学中有极美丽的小品文，旧约圣经的《传道书》就是若干篇极有情趣的哲学散文。普通哲学书往往摆起庄严的面孔进行冗长枯燥的道教，容易使读者厌倦反感。《传道书》却以抒情诗的笔法来写，叫人爱读，回味无穷。例如《传道书》11:9-12:1，这段话的中心是说：“少年时，应当记念主”， 但说起来很有波澜，开头针对少年人的心理特点，喜欢追求快乐，表示理解和支持，使听者听得顺耳，引为知音；然后笔锋一转，提出劝告，说明原因，提出正确的观点，情真语切，娓娓动人，有强大的说服力。旧约的“智慧书”（包括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传道书各卷），在古代文学的散文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先知书大部分的内容，新约圣经中耶稣的讲道，使徒的书信，各有特色，都是优美的散文。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福山宝训”，耶稣谈到天国公民的资格，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论爱，希伯来第十一章谈信，都是主题明确，妙语连珠，论据叠起，美不胜收，脍炙人口的散文。
正因为圣经有众多美丽生动的散文，所以基督教盛行的欧美各国散文作家研究它，模仿它，从圣经吸取养料，进行创作，效果显著。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哲学家，马克思称他是“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知识就是力量”，是他提出的名言。他也是散文大师，他的论文范围很广，关于基督教的有《宗教默思录》，推陈出新，开人眼界。文笔特色是字句洗练，清新隽永，很有点旧约智慧书的韵味。
罗斯金（1819-1900），英国政论家，艺术批评家。是十九世纪的散文圣手。他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幼年时，他母亲就用清教徒派的规矩训导儿子，所以他一生受圣经的影响最大。他无论写文学、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文章都常引用圣经语句，并且把圣经的教训作他一生行事为人的指针。他晚年在《往事》一文中说：“我母亲每天不断地勉强我背诵长篇的圣经；我高声诵读每一个字音，每一个难读的名字和其它的东西，从创世记到启示录，差不多每年一次。这种训练——忍耐的，准确的，坚决的——不但使我得以认识这本书，也使我锻炼了耐劳的力量，以及对于文学的嗜好。”
美国散文家欧文（1783-1859）的作品，如《见闻录》和《旅行述异》都是潇洒娴雅的小品文，深为读者喜爱。他的优点不仅在文笔之美，更在于心境的纯净闲远，感情温柔敦厚。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读了欧文作品，曾激动地说：“上帝降福于他。他是一个天才，但他还有其他胜于天才的东西，就是一颗心。”在欧文的书中，有许多关于宗教习俗礼仪的描写，如《乡间教堂》，《圣诞节》等，字里行间都渗透了作者虔诚的信仰，引读者的心归向基督。这正是他艺术成就的源泉和动力。
从以上所举的挂一漏万的事例来看，任何人，包括对圣经怀有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圣经对欧美文学，不管哪种文学体裁，不论哪一种流派的作家，其影响是极其广泛巨大的。我们说圣经是文学的源泉，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动力，对欧美文学来说，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毫不夸大的。
圣经对于我国文学的影响
圣经对于我国文学的影响，远远没有像对欧美文学那么大，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一、圣经传到我国比较晚，虽然基督教远在汉朝、唐朝、明朝曾先后传到中国，但并没有将圣经译成汉文，直到马礼逊，十九世纪西方派来中国的第一位英国传教士，才把圣经译成汉文。这样，圣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比佛教的经典和回教的《可兰经》要迟些小些。
二、圣经的思想和中国文学的传统思想有较大的距离。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宗教思想，一向是对人生表示一种淡然的态度。道教是地地道道起源于中国的宗教，它对人生着重消极的无为思想，缺乏积极的情绪和意志。道教思想较浓的唐代诗人李白就曾被一部分人视为颓废主义者，足为明证。儒教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的，但除了道德的整肃之外，没有什么宗教的力量，因为它对神的观念非常淡薄，缺乏宗教的想象和热情。孔子本人虽也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五十而知天命”，但不愿谈论“怪力，乱神”。圣经既有积极的情调，又富于宗教的感召力，自然不容易被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中国作家们所理解吸收，更不愿意宣扬开发。
三、基督教近代传入中国是随西方民主义一同进入的。难免会被长期闭关自守排外思想极浓的大多数中国视为“洋货”，“邪说”，盲目排斥，即使有少数有见识之士，见解不同，也不敢抗俗直言。
尽管有上述几方面原因，但圣经由于富有生命力和特殊性质，对中国文学仍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圣经的翻译文学和文体，对我国的白话文学或国语文学产生了不容置疑的影响。
研究英国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英译圣经奠定了英国文学的基础。中文圣经译本是经过许多人的心血和长时期的不断订正而成的。早期的中文圣经译本多种，最成功的译文就是目前最流行的官话和合本的新旧约全书。这译本要求很高，正如富善博士所说的：“其文要与原文相近，同时又要浅易到普通人都能领悟，并且在文法上也要纯洁，委实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这质量较高的译本正好在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前夕完成，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这一点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也都承认。郭沫若说：“合译一法，基督教徒运用得最为敏活。”（《文艺论集续集》），周作人在《圣书与中国文学》这篇文章中说：
“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说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这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国语。我又预计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
周作人这番话是极准确的观察，是很有预见性的。当初胡适、陈独秀等提倡新文学时，主张用“文学的国语”来写“国语的文学”，一部分人只注意《儒林外史》，《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称这些小说是“文学的国语”的源泉或标本，不很注意圣经。这是因为那时一般青年对于基督教还没有认识，没有好感；纵使有些人心里明白这本国语的圣经译本是白话文学的先躯，也不肯直接承认。后来在新文学作品中渐渐出现圣经的语句，如“洗礼”，“天使”，“乐园”，“复活”，“天国”，“福音”，“悔改”等词汇在青年作家笔下渐渐频繁地出现时，便不能再遮掩新文学受到圣经影响的事实了。
后来愈多认识西洋文学，便也愈加明确圣经的价值；翻译西洋文学作品的经验愈多，便也愈觉得圣经翻译的难得可贵。圣经译本对于原文的忠实，行文的平易通顺，却不是新文学运动初期的那种曲笔的译品可比拟的，于是开始承认圣经的翻译是模范的翻译了。
当然，官话和合本的中译圣经并非尽善尽美，由西洋人主译，中国人襄助而译成，难免有些地方朴素有余而隽雅不足，文字谨严而欠流畅，通顺而缺修辞，等等。
二、圣经对我国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创作方面，有的是以圣经的内容为题材，有的是宣扬圣经的教义，它们采取了民族形式，注入了新的生命。由于为数不多，容易被读者忽略，这里提一些比较突出的事例：
在我国新小说中，完全表彰基督教精神的，至今尚未出现，但也有些作品跟圣经的故事和基督教教会的活动有关。
女作家苏雪林（笔名绿漪）的《棘心》，可算是一部差强人意的作品。它是自传体的小说，叙述作者在法国留学时怎样受到基督教徒的感化，受洗归入教会的事情。文笔流畅，描写细腻，中间有几段关于基督教教义的理论，叙述细致感人。
其它客观地描写基督徒生活的作品，在长篇小说方面，有著名作家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这部作品中的李应，龙树古、龙凤和赵四，都是救世军教会的信徒。李应是个心地坦白的青年，他之所以加入教会是因为教会是做好事的团体，并且教堂里整齐严肃的气氛也吸引着他。龙树古是为了解决衣食需要而加入救世军，用宗教术语来说，是为饼为鱼而来的，动机不纯，所以最后为德不卒，背道离教了。龙凤是龙树古的女儿，是不好打扮的美女，大方，自然，活泼，思想现代化的信徒。赵四是个奇人，他是因为救世军是勇敢有斗争性的宗教团体而加入教会的。老舍是基督徒，但他并没有特意褒扬基督徒，只是把中国基督徒的几种面孔客观真实地描绘出来，供人们思考，判断是非。这种忠实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是应该肯定的。
也有些作家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来写作品的。如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和《上帝的儿女》这两部小说，它一方面描述教会的精神，一方面揭发教会的黑暗面。有些地方也许失之偏颇，但也可以作为基督徒反省悔改的资料，促使教会健康地成长。这类作品在客观上也反映出基督教在社会日益扩大的影响。
巴金的《灭亡》和《新生》，作者不是基督徒，但这两部中篇小说却满有基督教的精神，就是爱和牺牲。
短篇小说中，有郁达夫的《沉沦》，它叙述一个青年受教会学校强迫信教而起反感的事。郁达夫另一部短篇小说《南迁》，叙述了一个男士得到一位信基督教女子的安慰，但她的信仰太注重于形式，忽视内心的重生。她反而劝她的男朋友对宗教不能过分虔诚，不必深入研究教义，用她的话说，谙“只能登堂而不愿入室”。这样只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心重生，对教义浅尝辄止，停止不前的基督徒，今日仍有许多呀！
中国新文学以散文小品为最成功。这方面的作家中，有一些是基督徒，如谢冰心，许地山等，熟悉中国文学史的读者，对二人的代表《寄小读者》，《落花生》等，相信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或浓或淡的，所流露出来的博爱、牺牲、旷达、热爱自然、热爱人们的感情，正是基督精神的反映，这也是它们具有强大感染力，受读者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忧国忧民，想通过文学唤醒国民的灵魂，改造国民性，他这种思想也曾受到圣经的影响和启迪。他在给钱玄同的信中有一段话：“耶稣说，见车要翻了，扶他一下；尼采说，见车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赞成耶稣的话。”我们查考圣经，耶稣并没有讲过车翻要扶的话，但耶稣一生的言行是体现先知以赛亚的预言：
“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赛42:3.）鲁迅是指耶稣这种精神而说的。
鲁迅的早期论文《摩罗诗力说》中表现出他对圣经有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他欣赏《耶利米哀歌》，认为是希伯来文学的绝唱，其中传达了弥赛亚将要来临的希望。有的学者认为鲁迅当时也是想寻找一位强有力能拯求中华民族的弥赛亚，以寄托他的革命先觉者的理想，就鲁迅作品的精神看，鲁迅可称为中华民族的耶利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