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环境是人类存在和文化创造的先决条件。生活在一定地理范围中的人群，必须依赖着自然提供给他的条件，进行他的文明建构，展开他的文化历程。因此，了解一个文化的总体特征，从地理环境方面进行观察是十分必要的。要注意的是，为了解文化所作的地理观察，必须是历史的，文化与地理互动的。越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创造越是受制于它的地利条件；越到后来，人类施加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影响也深。同时，地理对人文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人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其间还有复杂的中介内容。
第一节 中国文化赖以生存发展的地利条件
现在所看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中华民族祖先多少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历史实践开创的结果。从中国文化学习的角度说，不仅要了解作为文化实践结果的地理现状，还应了解这个开创过程，以及特定地理因素在文化发展史上所起的特定作用。
一、中国地理简要的概况
1. 中国地形地势及历史上的人群的分布
中国处于世界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临浩瀚的太平洋。在中国境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呈阶梯壮分布。地势最高的是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历史上，青藏高原地区曾居住过土蕃和羌人。青藏高原内部地势微有差别，靠近青海地区地区地势向东南倾斜，是各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这个地区羌族人居住较多，一部分居住在黄河上游河、潢谷地的羌族人，在西汉时称西羌，经常与中原地区发生冲突。土蕃民族主要居住在今西藏地区，南北朝时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到唐代变得相当强大。经常与唐朝发生战争，但和平的交流更多。此地因距印度较近，佛教文化十分兴盛。从青藏到原往东往北，是第二阶梯。这里分布着高原和盆地。最南的云贵高原，崇山峻岭，地势复杂，是古代所谓“西南夷”杂居的地区。它的北部就是四川盆地。盆地的周围是林立的高山，居民成分复杂，南面大体属于西南夷，北面是大巴山地区的古巴人、氐人、羌人分布的地区；盆地的中央是富饶的成都平原，文明发展历史十分悠久，汉族人在秦汉以前就已大量居住在这一地区。再往北越过秦岭是黄土高原地带，此地是黄河及泾、渭流过的地区，沃野千里，是中原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许多王朝都在这里建都，养育过辉煌的古代文化。这一地区，是四塞之地，黄河在它的西、北、东三面环绕，南面是秦岭山脉，西北有六盘山、贺兰山，北有阴山山脉，东有吕梁山脉及潼关之固，真可谓表里山河！而且南接巴蜀汉中，东连伊洛地区，有富裕的经济后方，有方便的交通，进可攻退可守，中原王朝长期在此建都，地却是这里有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
黄土高原的北邻，是蒙古高原，这是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特别是今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从来都是中原人群与草原人群的必争之地。黄河在东西向流经今内蒙古地区之后，转而向正南，横穿黄土高原。黄河的东侧就是今山西高原。山西高原的东西两侧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中间夹着一条宽平的谷地，即汾河谷地。谷地呈东北西南向走向，南与渭河平原相接。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发祥地。据说尧舜时期就曾在谷地的偏南地区建立过都城。山西高原的北部与蒙古高原相接，这个地区是内迁的北方民族进入中原地区的要路；太行山脉中某些断裂处，又可以直通华北地区。所以历来有山西居“天下形势”之说。
太行山的北断是东西向的燕山山脉，再向北越过蒙古高原东侧一段多山地区，就是广阔的东北平原了。东北平原的西侧是大兴安岭，东侧是长白山脉。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居住着许多以狩猎和耕种为生的民族。几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的人群，如鲜卑、契丹、金人、满族等，都起源于这一地域。东北平原通过狭窄的辽西走廊与华北平原相接壤。华北平原有黄河和海河水系，东部还有泰沂山地，是中国文化又一摇篮。这个地区自古以来就有发达的农业，是汉民族的聚集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也是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华北平原直接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这一平原与丘陵相间，由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构成。这一地区气候湿润，湖泊众多，经过长期开发，是古代重要的农业区，唐宋以后，还是中国的经济中心。这一带原来有所谓苗蛮山越等族，随着江南的开发，或南迁或融合到汉民族之中。长江中下游以南直到大海，是丘陵、低山广布的地带，间有小的河谷平原。珠江水系和闽江水系是两个交代的水系。这一带是秦汉时为百越民族的居住地，后来还有傒、俚、僚等族，随着民族的融合，也大体都消失了。此外还有台湾岛、海南岛及漫长的海疆领土。
2. 中国地理的整体性特征
作为欧亚大陆的一部分，中国地理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一样大。虽然地形复杂多变，但不失大陆的整体性。首先是众多的河流犹如血脉一样，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连系在一起，黄河，长江贯穿于中国三大接替之中，沟通着中国大陆的东西。而汉水、淮河更是把这两条大河联系在一起。长江的支流湘江和赣江与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和北江同发源于南岭山，秦朝时开凿灵渠，正是把湘江和漓江相沟通。西江则联系着岭南和云贵。
其次是地理通道。虽然地形多样，山岭众多，但不论多么险峻的地势，大自然总留给人以交通的便利。实际上也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发生过人群交流的。这是从远古时代就开始的。新疆是离内地最远的地区，但据有些学者研究，那里的和田玉曾在江浙地区的考古文化遗址中发现过。青藏高原发掘的文化遗迹，也与甘肃黄河流域的考古文化之间有着影响关系。广大中原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为紧密。有古地理专家从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布，得出这样的结论：大致沿渭水、黄河、济水一线，从遥远的古代，就形成一条联系东西的交通线。与这条东西线相交，还有三条南北方向的交通线，一条在太行山以东不远，北起河北的曲阳，南至河南新乡，都有仰韶和龙山两个时期的文化遗址存在。另一条在太行山西侧的汾水流域。更西的一条，则在今陕西境内，南起西安，向北穿山越岭，北达榆林、府谷一带。（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上古时代”第三章“交通·道路·都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697—699页）从中原向西南、东北也都有着可能形成交通的便利条件。这些都形成着中国大陆内在的统一性。没有交流就没有文化的发展，交流范围及交流者之间差异越大，对文化的发展就越有利。
3. 数千年来的气候变迁及饥荒灾病情况
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广大的东部地区又处在季风气候区内，四季分明，降雨量呈明显的季节性；灾害性气候也不少，旱灾特重，其次是洪涝，以及与此相关的蝗灾病虫害等等。中国文化恰恰就发祥于这样的气候区内。
五千年来的温带气候也是有变迁的。1972年《考古学报》的第一期发表了著名学者竺可桢先生《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初步研究》一文，指出五千年来中国气候的大势是由暖变冷，具体表现是温暖时期一个比一个短，温暖程度一个比一个低。竺可桢将五千年的气候变化分为四个大的时期。第一个大时期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100年，属于温暖期。这个时期的时间下限正好是商朝末年。那时黄河中下游地区有野象等亚热带动植物。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1400年，为寒暖交错期。这个大的时期是西周到元朝的中期。其中西周前期为温暖期，之后进入寒冷期，史书有牛马冻死、江汉结冰的记载。到从春秋至西汉时期，又进入第二个温暖期。文献记载当时北方一年可以收获两季，蜀、汉、江陵等地有橘树等亚热带植物，而这些植物后来南移了。东汉、三国直到南北朝，是第二个寒冷期。曹魏时期淮河曾结冰，北朝时贾思勰《齐民要术》记录黄河以北的桃花开的时间，比现在要晚十天到半个月。从隋唐至北宋初期，又进入第三个温暖期。唐玄宗和唐武宗时，皇宫及南郊都种有柑桔。北宋中期到南宋中期，是第三个寒冷期。素有“荔枝之乡”美称的福州，曾先后于北宋元符三年（1110年）和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两次遭受严寒，荔枝树全部冻死。南宋中期到元代中期，我国气候进入第四个温暖期。当时的杭州经常有不见冰雪的年份，北京的物候与今天的北京差不多。从公元1400年到1900年是第三个大的气候时期，这一时期为寒冷时期。竺可桢称此期为“方志时期”，因为明清两代我国多数地方都有了方志，对区域性的气候变化做了更为详细的记录，特别是对认识各种异常气候所引起的灾害很有帮助。竺可桢也把这一500年的大时期分为几个小的时段，有“第一冷期”，“第二冷期”和“第三冷期”。第一冷期时间为50年，从明成化六年（1470年）到正德十五年（1520年）。其中1493年淮河流域普降前所未有的大雪，降雪期长达半年之久。1513年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同时结冰，洞庭湖的冰可以走人、行车。第二冷期从明泰昌元年（1620年）至清康熙十九年（1720年），长达100年之久。其中17世纪的后50年，为这一冷期最寒冷的时期。这50年中经营今千年的江西省的柑桔园被寒潮毁灭了，山西省的五台山夏季下雪，运河的冰冻期一年达109天之多。第三冷期从清道光十六年（1840）到光绪十六年（1890），共50年。这期间，江南地区曾出现过夏历六月降雪的反常天气。西安一带有过“大雪六十余日”的记录。第四个大的气候期从1900年开始，竺可桢称之为“仪器观测期”，因为这以后有了测量温度及气象观测的仪器。因超出本书内容范围，此期气候变迁的情况就不做介绍了。
气候与灾荒疾病情况有直接关系。灾荒主要指旱、涝、蝗、风、雹等，大水之后往往有瘟疫，打气旱之后往往有蝗灾，所以灾荒与疾病是相互联系的。我国是一个多灾荒的国度，据邓安特《中国救荒史》统计，从西汉开始到1936年共2142年的时间里，灾害总数高达5150次，平均4个月强便有一次。受灾范围越来越普遍，而且一些具有重要经济意义的省份，灾荒每经两三个世纪就上升一次，然后稍稍下降，不久又上升，总的趋势是频率越来越密，强度愈来愈大。与这样的趋势相同，瘟疫的流行，也是越到后来越严重。因此，备荒、救荒都是古代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大事，其中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二、地理条件对中国文化的诸多影响
1. 广大地域决定中国文明的道路和文化方向
中国大陆的整体性，影响着中国文化的走向世界统一，地域广阔的大陆又一定是一个人群林立的世界；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家国社会的建立，正以这样一来的一个基本情况为前提。这也是它在产生条件上，区别于任何其它古代文明的地方，也是我们思考中国文化道路的重要起点。
世界上的几个古代文明，古埃及发生于尼罗河，巴比伦都发生于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他们相同的特点都仰仗大河所具有的灌溉，而周围广大地区是不利人类生存的浩瀚沙漠。古希腊文化产生于地中海的半岛和岛屿，各地理单元都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中国文化的发祥地虽也是黄河流域，但不同于西亚文化的是，它所依赖的不是黄河干流本身，而是它众多支流河汊所形成河曲湿润地区。（参钱穆《中国文化概论》）那种将中国古代文化的发生，也视作大河灌溉条件下产物的看法，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地理特征也决定着中国古代不可能走古希腊式的文明道路。地中海半岛、岛屿相对独立的狭小地域，决定着每一个地域上人口构成的相对单纯；而且那里不太适宜农业，这又决定它经济上的对外依赖性，海上贸易及掠夺盛行，由此一个商业形态的城市民主文明得以形成。
中华祖先在创建它的古代文明时，首先面临着大地域上人口构成多族群的特点。据说在夏禹一次朝会上执玉帛的诸侯有上万之多，商汤时这样的诸侯有三千，到周武王伐纣时，《史记》栽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有专家指出，这些所谓的“诸侯”，实际都是大大小小的部落族长。如何将这众多的来源不同文化互异的人群抟和为文化整体？在西亚古国，人们经常看到的是族群为争夺沙漠世界的生存地，而进行的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残酷征服。但在中国，战争征服是有的，但最终古代文明的成功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联合与融会。（参本书第一章第一节）西亚文明基本上是消亡了，中国文明却获得了成功，他的文明道路既不同于古埃及、巴比伦，更不同于古希腊，独特的地理条件，制约着它独特的文明形态和文化方向。
2. 广大地域形成的“大一统”观念
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统一总是占主导倾向的追求。这样的追求来源于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甲骨文中就有“四方”的明确记载，到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大体从商朝开始，王朝就已按着距离的远近，对天下人群采取不同的政治策略，而周王朝那些几千里之外的人群，认为只要他们承认周王的合法就可以了。而历朝历代的皇帝，又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天下”观念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追求统一。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分裂不在少数，时间也不算短，但追求统一始终是政治观念中的基调，也是历史的基本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
3. 地缘特征与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
这里的地缘概念，不同于现代的领土观念，它要说的是当中原文化中心形成后，与北方范围更加广阔的草原游牧文化之间的关系。从地理的角度观察中国文化历史发展，应特别注意与北方边地草原人群的地缘关系，那里藏着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秘密。在西北方向，帕米尔高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分隔着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世界。但是更近的在北方，中原文明必须长期面对一个由草场、山地、沙漠戈壁构成的辽阔的地域，和以游牧为基本特征的文明区域。这个辽阔的地域，向北可以延伸到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西连中亚乃至东欧平原，东接中国的东北和今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里是森林密布的寒冷湿润地带。这是一个巨大的扇面形地带，居住着很多古老的人群。广阔的蒙古高原，是这些民族与中原发生关系的“前台”。在这个前台上，截止到蒙古族人兴起，没有一个民族是它的固定主人。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到的，最早的人群是玁狁，之后是北狄，秦汉以后有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金以至蒙古、满族。
这些民族除满族之外，基本都是在前一个民族迁徙，草原出现“真空”状态时，从原来的居住地大举跃进，充当新的高原主人。在中原政治兴旺时，他们逡巡于它的周围，学习着中原文化制度，有的人群还被强大的中原王朝击溃，或远徙或内迁；当中原朝政陷于混乱衰弱时，他们便大举进攻，进而入主中原，造成中原固有居民的向南迁移。而他们则成为中原文化的接受者和新的创造者，在短暂的迟滞后，文明沿着中原固有的文化方向升温、繁荣。隔一二百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上述的情况再重复一次。这样的反复，有许多次。有人曾探讨，中国的封建社会何以那么长，而欧洲的中世纪则要短得多。此中原因当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却相当清楚，欧洲古代文明，在经历过日尔曼蛮族的大举进攻和毁灭后，再也没有类似的情形出现，而在中国这样的重复，却是多次发生。这就是中原文明的历史命运。这命运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内涵。世界上几个古代文明，只是在地球的几个点上出现的，一旦文明世界形成后，人类内部就出现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的差异和矛盾，而人类也正是在由这差异带来的对峙、冲突、融合中，走向同步发展。古希腊、罗马文化带动着欧洲文明的同步，中原文化，则带动着地域更加辽阔的东亚文明的同步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