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陷阱”
中国经济已经成功地从联合国划分的“低收入经济体”进入了“中高等收入经济体”行列。然而，近年来，面临增速放缓，一些人开始对中国将来能否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产生焦虑。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一些研究报告都从历史经验角度列举了许多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失败的案例，比如，从1960年算起，当时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在2008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余88个国家或地区要么降至低收入水平，或发展止步不前；二是目前中国发展要解决好创新问题、增长问题，也面临来自国际秩序动荡对中国发展的挑战。
中国作为最有代表性的崛起大国，焦虑主要在于如何维持中高增长，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事实上，在2007年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世界银行报告中，并没有对这个概念进行重点深入阐释。此后，鲜有研究报告对这一提法作出公认、统一的定义，背后也缺乏综合、严谨的理论论证。按世界银行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提出这一概念的语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许多国家在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之后，将会进入经济停滞期，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社会动荡等现象，最终永远徘徊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之外。深究这个概念，存在的“逻辑陷阱”非常之多。
一是“统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用人均国民收入（GNI）这个单一指标来衡量发展水平，但GNI并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质量、精神状态与发展全貌。从联合国公布的各国国民幸福指数排名看，被视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排名显著高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不丹多年来都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却被公认为“全球最幸福国家”之一。皮尤中心2014年的调查显示，在高收入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国民比例普遍在30%以下；而像智利、孟加拉、巴西、越南、中国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对未来持乐观态度的国民比例一般都在80%以上。阿玛蒂亚·森、罗伯特·巴罗等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种统计现象，没有经济学理论中的方法论支撑，是一个相当片面的概念。
二是“对照陷阱”。“中等收入”的标准往往是在与美国、美元的对照中得出的。比如，按美国经济学家胡永泰的说法，各国人均GDP为美国水平55%以上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20％-55%的为“中等收入国家”；小于20%的为“低收入国家”。收入多少则按2015年可比美元计算，在4126至12735美元之间的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这样的对照方法明显是站在美国的角度评判世界发展，带有“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法计算，中国、俄罗斯、巴西、墨西哥等人均国民收入均已超过1.3万美元，早已跨过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可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多少带有“美国中心主义”式的傲慢与偏见色彩。
三是“历史陷阱”。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局限在二战后到21世纪初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多数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处于现代国家成长的初级阶段与发展探索期，难免会有不少国家走一些弯路。过早对这些国家盖棺定论，认定其会永远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恐怕为时尚早。能否尽快跨过“中等收入”这道坎，关键在于能否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成为高收入国家也并不代表未来发展就能高枕无忧，目前日本等高收入国家已经陷入了低增长的困境。有的欧洲高收入国家还因财政困局而陷入国家破产的境地，面临沦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风险。因此应该用动态的、发展的眼光来观察“中等收入陷阱”。从这个角度看，所谓“中等收入陷阱”中的“陷阱”是永远存在的概念，而永远在许多时候代表着虚无。
四是“人口陷阱”。后发的、人口体量较少的国家很难获得经济独立，很容易受外界的影响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16年，全球人口总数达到了74亿，其中27个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拥有全球75%以上的人口量。除去这27个国家，其余经济体的平均人口数只有850万。人口相对较少的经济体，尤其是后发的、人口规模较小的国家，受到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抑制、冲击就会相对较大，甚至很难经济自主，它是必须依赖国外，有时国家存续都存在问题。1950年全球只有84个国家或地区，1970年也只有143个，现在则有200多个。这说明世界上多数经济体的续存时间尚且相对短暂，在全球经济体竞争激烈的常态下，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中小经济体案例，天生就是小概率事件。像中国、印度、巴西等人口体量较大的国家，只要政策得当，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消费能力得以培育，持续增长就是大概率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不能在人口规模不同的国家之间对等地比较经济现象。
当然，平常心看待增长陷阱，不意味要掉以轻心。毕竟，二战后有过连续50年以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5%以上的国家总共只有五个，分别是中国（6.7%）、博茨瓦纳（6.0%）、新加坡（5.6%）、韩国（5.5%）和赤道几内亚（5.5%）。中国既要为过往的增长成绩而感到自豪，也要为未来能否继续增长而放平心态，不必过于焦虑，但也不必过于无视。毕竟，对于这个高难度的任务，中国需要从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从长计议，转换发展动力，才能经受实现长期发展目标的考验。
全球增长陷阱的病灶在全球
所有经济体都会因其中的全球化影响而面临增长陷阱。在当前开放型经济、价值链全球化的世界，增长动力与发展变量和外部环境更是分不开。国际金融、大国经济变动、跨国基础设施、地缘政治、国际规则、跨国公司以及国际组织等国际元素，都与每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此时，分析增长因素时，不只是分析本身，还要从主权国家的世界观去分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许多经济体“增长陷阱”变得更加突出，深层化发展的动力更是贫乏。2016年后，发展状况更为严峻。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增长陷阱”，性质堪称全球经济的“新增长陷阱”。造成“新增长陷阱”的原因主要来自“输入型”经济风险，比如国际金融危机、强国制裁、战争等国际因素，而非像过去那样仅仅聚焦在内部原因。
当下的“新增长陷阱”源于2008年。西方经济体无节制地“印钞救市”，占了全球货币发行量九成，给国际资产价格带来巨大的泡沫，也导致了全球实体经济通缩恶果。经过深层化发展，可以发现，当下全球“负利率”、西方“零增长”、各国金融市场频频波动、汇率震荡、大宗商品长期低迷等全球经济系统性问题，乃至难民潮、恐怖袭击频发等非传统安全层面的“次生灾害”，都源于2008年。2015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当年的全球增速预期为3.1%。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已被调低至2.9%，2017年的预期略有复苏，但世界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即使相比于2008年-2014年平均增速，全球经济也没有提升到当时的3.26%水平。
全球的诸多病灶如果不解决，很难让人看到走出“新增长陷阱”的希望。这主要来自于五个问题：
一是主要经济体人口“老龄化”导致的劳动力短缺、长期增长动力不足等难题。目前，中国人的年龄中位数为36岁，而发达经济体却已超过43岁。这就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不得不面临社保与医保的负担过高、财政赤字、创新能力下降等社会难题。
二是全球财富分配不公“新鸿沟”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恶果。在《21世纪资本论》中，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资本投资的长期年均收益率大大高于劳动报酬的长期年均增长率，导致存量社会财富出现日益扩大。穷人越来越多，会使得社会消费动力不足，依靠社会消费而出现经济新增长很难实现。
三是全球技术创新“中梗阻”使得新兴经济体无法完全享受到平等知识产权与创新的新成果。目前，知识产权为代表的创新获利权产生巨额暴利，发达经济体垄断了暴利，进而通过各种垄断性技术扼制了新技术创新，最终使得创新乏力，无法带动全球经济新一轮增长。
四是全球强势货币“风暴潮”使得热钱“全球漫游”，潜在危害巨大，甚至会引起下一轮的“金融海啸”。1997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像马来西亚这样的中等规模经济体，在一夜之间几乎失去一代人的财富。目前，游资像是“风暴潮”，一旦袭来，后果难以想象。
五是地缘政治风险“正反馈”难题，导致了难民潮与恐怖主义等对经济造成伤害的非传统因素。当今世界面临地缘政治风险日益上升，“负反馈”迅速放大，危害到各个经济体的旅游、生产以及各类消费，对各个经济都形成巨大的新增长瓶颈，每个经济体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代价来应对。面对五大难题，只有找到合作应对的新框架，全球经济才能共同跨越“增长陷阱”。
中国已充分意识到“中等收入陷阱”危险
在“中等收入陷阱”讨论中，拉美国家常常被视为典型案例。这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后所暴露出的问题集中表现在，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资源开发，贫富差距悬殊，没有技术进步的单纯资本积累使得本国产业链既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收入国家抗衡。观察中国不难发现，我们早已吸收了拉美国家的发展教训，不仅没有走上拉美老路，而且走出了新型工业化道路。
大力转变发展方式，走绿色工业化之路。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绿色金融，是绿色工业化之路的最好体现。具体而言，绿色金融通过信贷、债券、基金、保险等工具和政策，将资金引导到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项目中。运用如贴息、担保等方式，提高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和融资可获得性，抑制污染性项目的投资。目前，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对绿色投资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中国仅花了两三年时间就发展成了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打造世界制造强国。近年来，中国一直把振兴实体经济和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放在重要位置，从出台“中国制造2025”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表现出中国要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这一历史机遇的决心。近年来，中国的产业链向着高端化的方向加速迈进，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中国企业正在或有望走到世界前列。预计在2025年，我国将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世界制造强国建设，无疑将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下坚不可摧的经济基础和产业根基。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拉美国家在其城镇化进程中，因为政府公共职能缺失，导致了城镇化进程与工业化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落后的工业无法提供充分的岗位，贫民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大量的贫民窟，引发了很多社会矛盾。同时，官员腐败问题也激发了民众不满情绪，严重阻碍了经济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有序、扎实地推进。我国大力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优化城镇布局，发展生态文明，提供充足就业岗位，提高城镇化质量；大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采取切实措施提高城乡居民衣、食、住、行水平，并且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承诺到2020年让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中国的反腐力度也是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极大赢得了民心，社会和谐稳定程度进一步提高。
上述三大举措，足以保证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覆辙，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史为镜，明确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