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发展模式上就文化而言，可以选择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或农本商末或者商本农末。
农本商末，即以天人合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在自给自足之前提下，适当进行交换，不是全然的商品经济；同时财产制度虽然私有，但是是以小家庭为单位，不像欧美之个人本位之私有；在工业与军事方面则严格限制私人资本，社会贫富悬殊小，幸福指数髙，再加之有儒释道之教，少年壮年之社会精英以儒家为安身立命之宝，志于道，耻于厚禄美衣美食，安贫乐道，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理想。不像西方崇尚知识经济，有知识者坐享教育知识之厚利，能者智者与大群争利争财，而不是像中国贤者让利于大群，不争财而是争德。士者贤者圣者君子皆以为民服务为价值导向，且以钱多为耻，整亇社会谦让重德不重物。
人至老年或者退休之后，血气既衰之时，则以老庄之教为圭臬，以养生为主，恬淡自然，寡欲无为，随遇而乐；此时之人生已基本处于老年之时，子孝邻睦，不仅有养，而且倍受尊敬与爱戴。
及至耄耋之年，则以释家为训，追求来生来世，吃斋念佛，以安排好自己临行前的准备工作，安然坦然面对死亡，追求往生极乐，等待佛之接引。
总之，儒释道融会在人生之三亇不同阶段，或者三种处境下，无时无刻都在激励人，让人心处处自得，时时进取安泰。
况且由于农耕文化，对于物质则以温饱为限，使人生有足够时间进行礼乐活动或者文学艺术工作，如果能将儒释道之精神融于文学艺术之中，岂不美哉乐哉妙哉！何来人生之自卑自悔呢？
西人无此幸运，地理环境恶劣，不能以农业满足其温饱，不商即盗，生活永远处于竞争中，竞争则动荡不安，虽富则不安且永无止境。试看希腊而罗马，而欧洲而新大陆，永远向外要扩张，从未满足过，也因此有原罪说；市场竞争，成功概率小，侥幸者永远是少数，不像农耕，只要勤劳就能自给不匮。失败者永远是绝大多数，再加之贫富悬殊之大，社会不幸福是常态，幸福者也大多源于违背良知，因此对于基督宗教在心理尤为迫切。从某种意义上基督宗教安慰了人心，对于市场经济的缺陷有所规范作用，当然对于市场竞争的残酷也有缓解作用。
选择商业文化为不得已，选择农耕文化是上天之光顾，是一种幸运。而今人不知其源，则盲目学习，弃本崇末，不知好殆。以前蒙古人建立元朝之初，将农田变牧场，后叶律楚材综合思考后，发现错了，又予以纠正，并且变牧场为农耕。今日之将大片良田沃野变成工厂、商业街、房地产等，与当年之蒙古人何其相似也！真是中国再出现一耶律楚材为相，予以拨乱反正，先中国而后以此平天下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