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需要“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昭示着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将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转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实行的是一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其典型的口号就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等。因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关键性资源方面存在着短缺的话，想要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全面，进而实现全面增长是不可能的。只有实行非均衡的发展战略，采取重点突破，进而积累资金、技术和经验，最终才能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起飞”。
毫无疑问，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统计数据显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4年中，我国的GDP年均增速接近10%，目前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但是，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也给经济社会带来了诸多的问题和矛盾，集中体现在：首先，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失衡现象严重。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城乡差距一度有所缩小。但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城乡差距开始逐步扩大。地区发展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研究表明，1978-2010年，全国GDP由3456亿元扩大到40万亿元，东部10省市比重由占43.6%上升到53.1%，提高9.5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由21.6%下降为19.7%，下降1.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20.8%下降为18.6%，下降2.2个百分点；东北地区由14.0%下降为8.6%，下降5.4个百分点。
其次，市场竞争体系失衡问题突出。经过多轮国有的改革，目前国有在数量上已经不占优势。但在某些领域和行业中，国有的垄断力量十分强大。相比较而言，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不低，但在市场竞争中仍处于明显的弱势。这种地位的不平等还表现在资源和要素的使用方面，特别是在土地、资金、资源利用等方面，国有都比民营经济拥有明显的优势。以金融支持为例，虽然民营经济创造了将近70%的GDP，但在金融贷款总额中只占不到30%的份额。
再次，收入分配体制不平等、不公平的问题比较严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尤其以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最为突出。目前，我国的城乡差距已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倍左右上升到3倍多。在地区差距方面，改革开放之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收入水平一度比东部地区要高，但此后基本颠倒过来，而且有持续扩大趋势。数据显示，2001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0%，到2008年下降到82.2%，降幅达七个多百分点。2001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2%，到2008年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3.9%。而行业差距中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的工资差距过大，也成为饱受诟病的问题之一。
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已经到了必须加以纠正和变革的关键时期。值得庆幸的是，近几年这种情况已经有所改变，均衡发展战略已经提上日程。比如自从2004年起，“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多年将关注点锁定“三农”，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而“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战略的相继实施，都为缩小城乡和地区差距创造了条件。连续多次出台的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得民营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增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是举措频频，在提高居民收入比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均衡发展战略的架构已然形成。比如在城乡均衡发展方面，提出了“要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在不同所有制经济均衡发展方面，提出了发展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两个“毫不动摇”，强调要“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在收入分配公平均衡方面，提出了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均衡发展既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缓解过去积累的各种问题和矛盾，从而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更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很显然，这些都是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基本保证。
